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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後，比較多的輿論在討論香港特區政府的應對措施，但對於北京的態度則議論較少。香港《明報》發表潘小濤的文章，題為《北京對人質事件的反應恰當嗎？》，評論寫道："中國政府的表現，分為事發期間及事發之後。事發時，早上9時許發生挾持事件，據內地傳媒透露，至下午兩點多，中國使館人員趕抵現場；事發後，外長楊潔箎致電菲國外長，要求徹查事件及保證其它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發言人譴責槍手的暴行，但隻字未提菲國政府的無能表現；非官方消息則指出，中方無限期押後菲國副總統訪華的安排。北京當局事後的反應，雖然過於軟弱，也無法響應香港市民的悲痛和憤慨，但相比之下，已遠優於事發期間的表現。中國外交部及駐菲大使館開始時都表現得「懶懶閒」，並沒即時向菲政府施以最大的外交壓力。"

文章寫道："事發期間，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如何向菲國交涉？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國家主席辦公室等，可曾作出指示？在中國，只有領導人作出指示，變成一道政治動員令後，官僚系統才能有效的啟動起來，全力執行指示，應對長江大洪水、SARS危機、禽流感、四川大地震及舟曲土石流慘劇等，莫不如此。這十多小時，未見有官方傳媒報導，胡錦濤作出批示，以及事發時及事後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向菲方施以最大壓力。……若北京當局不惜代價的向菲國施壓，對方還會漫不經心處理危機嗎？設若被挾持的是美國遊客，菲國政府還會一而再的愚蠢地拒絕槍手的要求，並拘捕其弟弟去激怒他？"

文章接著寫道："過去幾年，北京當局營救海外的中國公民，已遠比以往積極，撤僑行動更加果斷，每有中國公民在海外遇襲、被綁架，胡錦濤、溫家寶都作出批示。……相反，今次未見有報導指胡溫有發出全力救人的指示，北京當局與菲國交涉時的立場，也不強硬，……我認為，這並非因為被挾持的是香港人，而是因為北京有外交上的顧慮。菲律賓雖國弱民窮，卻是東協重要成員，戰略地位顯赫，北京在人質事件中沒狠批菲國政府，應有外交顧慮。"

文章最後寫道："近日，北京在韓國「天安艦」事件及黃海、南中國海問題上，與韓國及東協各國鬧得不可開交。……美國近月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得到不少亞洲國支持，……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對美國人表現得最冷淡的竟是美國多年盟友菲律賓。在中國亟需亞洲朋友去抵制美國的重要時刻，環顧一眾海上鄰國，似乎僅剩菲律賓可供拉攏了。因此，此時發生人質事件，權衡利弊，北京也就不可能作出「中斷兩國高層互訪」、「召回大使」等激烈反應了。"

香港特首主動聯絡菲律賓總統符合憲法

與此同時，香港《文匯報》發表評論，認為香港特首曾蔭權主動聯絡菲律賓總統的行為符合香港基本法。文章寫道："香港基本法第二章第13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可以看到，北京中央政府對'外交事務'的'管理'和中央政府授權下香港特區政府對'對外事務'的'處理'形成嚴密的邏輯界定和承接關係。中央政府對外交事務的管理，並不意味著對具體事務的直接處理；一些具體對外事務，可由香港特區政府來具體處理，但必須經過中央政府的授權。……雖然香港基本法不可能對香港特首可否直接聯絡外國元首這樣的細節問題做明確規定，但從基本法的上述對'對外事務'的界定可以看出，香港特區可以在一些由中央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上發揮較為自主的作用。"

文章接著寫道："'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必要對在中央政府管理和授權下的對外關係領域，展開積極的探索，而其間的關鍵則是進一步解放思想。……須知，收窄'一國兩制'的邊際是很容易的，但那樣"一國兩制"的戰略意義也就蕩然無存了。在'一國兩制'設計中，'一國'是前提，'兩制'是精髓；忽略'一國'的'一國兩制'是不能允許的，但忽略'兩制'的'一國兩制'也是沒有戰略意義，甚至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如何把握其間的分寸和邊際，十分考驗北京和香港的政治智慧和戰略高度。"

中國高調紀念俄羅斯在抗戰中的貢獻

《明報》本周還報導，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紀念日，今年中國的勝利紀念活動突顯當年蘇軍貢獻，北京國際問題專家指出，這是中方為鞏固與俄羅斯戰略夥伴關係，進一步拉近與俄國的關係。 報導寫道："蘇軍在抗戰的最後階段確實給予中國很大幫助，但過去在中蘇交惡時少提及，今年的高調紀念，可以猜測因俄羅斯近期與西方關係趨向緩和，今年以來甚至向西方靠攏，中方為加強與其的戰略夥伴關係，借此向俄示好，進一步拉近與俄羅斯的關係。"

摘編：李華（香港特約記者）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