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mit Autorin von "Wenn Mao das wüßte..."

2002年來到中國工作的德國記者吳亞尼(Janis Vougioukas)，在過去的6年裡由於工作的緣故遇到了各行各業形形色色有名無名的中國人。他說，他嘗試著去理解和描述這些年中國人生活中的變化和發展。作為文字記者，撰寫文章總是會受到版面大小的影響和制約。大部分時候記者最多能得到半個版面，很少的情況也可以得到整個版面。吳亞尼說，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只能描寫一些表面現象：「雖然我早就有動筆寫一本書的想法，但是始終不信任自己。後來我的出版商對我說，您已經寫了這麼多有意思的人物故事，什麼時候也寫一本書吧。然後我就開始動手整理修改添加以前的報導材料，花了半年的時間寫完了這本書。」

《如果毛主席知道》

這本書的書名是《Wenn Mao das wüsste》，漢語被譯作《如果毛主席知道》。書的封面裝幀簡潔，紅色背景上是一幅畫著臉譜的京劇演員瞪大了眼睛在讀一疊中文報紙。吳亞尼說到這個書名的來歷時表示，給書起個合適的名字著實費了番力氣，因為整本書的內容需要用短短的幾個字來概括。他說：「最後是出版商想出了這個題目。她在我以前寫的一篇文章中找到這句話：如果毛主席知道。她覺得這句話不僅描寫了中國這些年的變化，而且也符合一般德國人在頭腦中對中國的想像。對於出版商來說，迎合讀者的口味也是必要的做法。我覺得這個書名很合適這本書，遠比封面上的照片要好得多。」

吳亞尼挑選了23個來自中國各個社會階層，從事不從職業的中國人，在書中講述了23種不同的生活，敘述了23個不同的故事。他說，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極其複雜又極具多樣性的國家，是無法通過幾百頁紙描述得清楚的。「我不是在寫統計數據，我只是在描寫完全不同的一些中國人，他們的生活一瞥。」

如果毛主席知道中國社會30多年來發生的變化，他會作何感想呢？吳亞尼猜測說：「我覺得毛就沒有這樣設想過，包括上一代中國人也沒有預料到，過去的十幾年間，中國大地發生了這麼多變化。」他停了停接著說：「毛肯定不會高興看到今天的中國。雖然一方面他會為中國今天強大的經濟體感到自豪，正像中國當年提出的『超英趕美』的口號，但是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發生的變化卻並不是毛當年所設想的。」

情感重於數據

吳亞尼說，他在和中國同行進行交流的時候發現，許多中國記者更為看重的是具體的訊息要素和數據。而對他來說，捕捉到人的情感更為重要。但是，他也發現，中國人似乎是一個不善表達的群體。特別是和來到城市打工的民工做採訪，如果想讓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感想，尤為困難。

有一次，吳亞尼去深圳的一家工廠採訪年輕的打工妹。他想讓那位年輕的姑娘給他描述一下在這家工廠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對方卻說「還可以」。「可是我在寫報導的時候不能只寫『還可以』這三個字。所以我就得把問題問得特別細。『第一天來上班的時候還記得工廠的大門是什麼樣的嗎？』『宿舍裡住了多少工友？』『你學了哪門手藝？』『學了多久呢？』『上班累嗎？』『會不會覺得餓？』我得問1000個問題在報導中才能寫滿一頁紙。」 吳亞尼笑著說。

「小說《鴻》把我領進漢語課堂」

10年前，吳亞尼還在慕尼黑讀大學的時候，讀了張戎的小說《鴻》。這部小說成為促成他在慕尼黑人民夜校學習漢語的源動力。10年之後的吳亞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但是，他並不期待這本書可以喚起更多德國學習漢語的熱情：「如果有人因為看了這本書去學漢語，我會感到很高興，但是這並不是我的任務和使命。我只是希望通過寫這本書打消德國人對中國懷有的一些恐懼感。我們還是很害怕這個國家，因為它對我們來說太陌生的了。我要寫的是一本介紹最普通的中國人生活的書，去講述他們的愛，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喜怒哀樂。我想通過我對普通中國人生活的敘述和描寫，讓中國對德國讀者來說變得更近。」

在這本書中，吳亞尼也有自己最喜歡的人物故事：「我喜歡為新華字典挑錯，拯救漢語的老陳的故事；還喜歡在南京大橋上專門等著拯救自殺者的故事，還有中國第一個專門調查二奶的偵探的故事。我喜歡那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的故事。他們的生活可能第一眼看起來很不起眼，但是他們的經歷卻是對這個國家及其文化的最好詮釋。」

沒有盜版的中國人

吳亞尼在上海已經生活工作了6年。他說，在他周圍的大部分德國人，雖然居住在上海，但實際上仍然生活在德國。他們只和德國人交朋友，買德國麵包房烤的麵包，在家看德國的電影。如果你問他們，你有中國朋友嗎？他們會說：「我的中國保姆阿姨。」吳亞尼說，他的任務不是把自己變成一個中國人，因為即便嘗試了反正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在讀書的時候努力嘗試過：「那時候，我不喝咖啡，去上太極拳班。但實際上，這些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試著理解中國，以開放的態度對待中國，盡力學這個國家的語言，不畏懼並主動尋求同當地人的溝通和往來。我不再試著把自己翻版成一個中國人，這不是我作為記者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