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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樹:用新的史觀重讀"60年"

2009年10月1日

對於中國過去60年歷史,學者張博樹撰文表示,既不贊成當權者的自我吹捧,也不贊成簡單的全盤否定。他認為國人需要一種新的觀察歷史的框架和方法,用更客觀、理性的方式審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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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北京一景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 dpa

筆者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共和'60年:對幾個基本問題的梳理",其中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當政者開動全部宣傳機器,為自己的歷史評功擺好,歌功頌德,當然再"正常"不過;民間反對派中的極端意見則認為,中共建政60年,幾乎沒干過什麼好事。50年代以反右為名整掉一代民族精英;60年代大飢荒餓死了人口幾千萬;文革折騰10年差點把這個國家整垮;改革開放條件下繼續頑固堅持一黨專制; 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又欠下一筆筆歷史新帳。總之,這是一段應該徹底否定的歷史。"蓋張紙,抬走算了。"-----這就是這些朋友們得出的結論。

我在這篇文章中說:筆者既不贊成當權者的自我吹捧,也不贊成"蓋張紙,抬走算了"式的簡單的全盤否定。歷史若真的這麼簡單那倒省事了,但對歷史的反思不能如此被省略,否則我們這60年的彎路就白走了。

那麼,如何進行歷史的反思?個人以為,關鍵是要有一個新的史觀。"史觀",通俗點說,就是觀察歷史的基本立場和方法。我們這一代人和我們的下一代都是在共產黨"黨化教育"的背景下接受的知識訓練。直到今天,在我們的大中小各級學校中,黨的意識形態灌輸仍然具有壟斷的性質。人們雖然不見得完全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宣傳,但對過去的歷史究竟是怎麼走過來的,又應該如何觀察、如何理解這段歷史,很多朋友可能就不甚了了、甚至一頭霧水了。在思維方式上,人們習慣於用"不是黑,就是白"的方式思考問題,簡單肯定一切或盲目否定一切其實恰恰是黨化教育給我們種下的惡果。

我們需要新的理論,新的觀察歷史的框架和方法。這些理論要足夠系統、深入,它不但能夠對人們熟知的史實給出新的理論闡釋,而且能夠從整體上分析歷史的演進過程,分析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向極權主義執政黨演變、最終變成如今的權貴黨的"歷史可理解性",分析60年來為什麼我們的共和國只有"共和"之名卻缺乏共和之實,分析為什麼只有憲政改革才是當今中國的根本出路,等等,從而在根本意義上解構當權者的現存意識形態。

對廣大公眾、特別是民間反對派的朋友們來說,學會用一種更客觀、更理性的方式觀察歷史,尤其具有重要的啟蒙和自我教育意義。

比如,我們可以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權當然是一個很糟糕的體制,而且在60年的演進中造成了許多惡果,但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理解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不要忘記,當年的共產黨遠比國民黨弱小,但它卻在20多年的奮斗中頑強生存了下來,在1945到1949短短的4年間迅速翻轉了形勢,打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對手,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權。這是一個事實,我們必須對此給出解釋。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可以斷定,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其開啟的共和進程代表著現代中國的正確選擇,而1949年的共產革命卻代表著對共和精神、共和道路的扭曲,那麼這樣的扭曲如何能夠發生?如何可能發生?這些都是大問題,容不得偷懶,更容不得迴避。

再比如,關於毛澤東。近年來,以"烏有之鄉"等網路平台為代表的"毛派"聲音似乎頗為強勁,他們把毛推崇為現代中國最偉大的"人民領袖",批評當權者"背叛"了毛的理想,已經蛻變為"新生的資產階級",認為只有回到文革,回到"繼續革命",中國才有出路。自由派中的不少朋友則習慣於把毛(至少是1949年以後的毛)徹底否定,持這種觀點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黨內的開明派,老同志。當政者自己的態度則顯得曖昧而尷尬:一方面,他們承認毛晚年"犯了錯誤",不該搞那場後來被稱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把毛的畫像繼續高掛於天安門城樓上,因為毛已經成為這個政權和這個制度的象徵,成為這段歷史的象徵。否定了毛就是否定了共產黨的歷史,否定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今天的領導人扛不起的一項惡名。

那麼,究竟如何看毛?如何理解毛掌權的那段歷史?就成為一個爭議頗多、又頗具現實意義的問題。我以為,毛是個獨裁者,這毫無疑問;但他又不是一個單純的斂權之徒。作為共產黨人,毛有其獨特的社會理想。他並不滿足於僅僅奪取政權做一個太平皇帝。他還要奮鬥去建設一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理念、又符合中國人"大同"理想的"人間天堂",甚至想以此為世界人民做出榜樣。"繼續革命"的確是實現毛式"人間天堂"的基本綱領和具體途徑。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義共產革命的基本主張理解為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邏輯的話,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主張就曾是20世紀50~70年代、特別是文革期間支配中國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特殊邏輯。我們要把二者做適當的區分,才能更好地釐清這段歷史的基本脈絡。

當然--回到本文的主題--無論是重新反思1949,重新反思文革,還是把反思的對象鎖定於更切近的歷史(比如改革開放,比如六四天安門事件,或者1989之後的"後極權社會"),這樣做的前提,都是必須有一套我們自己的史觀,一套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它能夠獨立地解釋歷史,提供合理而有效的歷史分析的邏輯框架。這些年來,筆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試圖建立這樣一個邏輯框架。我很願意借《德國之聲》約稿的機會,重申這個主張。至於筆者對"60年"的具體梳理,由於篇幅限制,這裡就不再展開。讀者有興趣,可以看不久後將會發表的有關長文。

(作於2009年9月24日,美國羅得島)

作者簡介

張博樹:1955年出生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近來來潛心研究百年來中國民主轉型和制度現代化之成敗教訓,並對專制主義提出批判。

責編:葉宣

來稿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