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家到清潔女工－專訪最著名的「前」聯邦議員

利洛－弗里德里希於1949年2月生於韋瑟爾，已婚，是6個孩子的母親（兩個親生，四個領養）。曾畢業於公立學校，接受裁縫學徒和飛利浦電子電器公司的企業培訓。1984年，利洛－弗里德里希加入社民黨，成為梅特曼地區社民黨婦女勞動協會主席團成員。1994年至1999年擔任梅特曼地區副縣長和該地區婦女及文化委員會主席。自1998年至2005年底為德國聯邦議員。結束政壇生涯之後，於2006年創立了自己的清潔服務公司。

德國之聲：您好，弗里德里希女士。您從前聯邦議員到今天清潔鐘點工的經歷引起了德國媒體的廣泛關注。您近來經常被邀請參加各種電視脫口秀和訪談專欄節目。媒體與您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什麼？您如何理解媒體對您的這份關注？

弗里德里希：其實我自己也難以理解，個人的經歷竟然引起了媒體的如此關注。不過，我認為，一位前聯邦議員在結束政壇生涯後創立了自己的清潔服務公司的確不同尋常。如果一位普通婦女這麼做，一定不會有人關心此事。媒體最感情趣的是我為什麼要找工作，為什麼面試公司最終都沒有要我等，另外，人們也對我有關50歲以上婦女求職難的政治觀點非常感興趣。

德國之聲：您能否告訴我們，哪個提得最多的問題已令您達到飽和極限？

弗里德里希：哈。不少人認為，我只會待在家裡，發號施令，他們無法理解，我確實為客戶打掃衞生。公司剛剛創立時，只我一人。我從早幹到晚，那時幫我的只家裡人。

聯邦議員也需面臨生存挑戰

德國之聲：您曾7年擔任德國聯邦議員，如今幹起了清潔工，這在德國是極個別現象嗎？

弗里德里希：有一點必須說明，德國人普遍認為，聯邦議員待遇高，可以終身衣食無憂，其實並非如此。當然有這樣的議員，不過他們大多是主席團成員，我不屬於這個圈子裡的人。我是一名普通的公民，我很重視恪守公民的本分。我是母親，是家庭婦女，也是公民的聯絡人。我之所以當選聯邦議員應感謝選民對我的信任。但聯邦議員是有期限的。結束聯邦議員任期後，人們必須開始新的生活。那時我57歲，覺得自己還不老，不能總待在家裡，所以開始找工作。由於我一再遭人拒絕，才決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德國之聲：身為聯邦議員，您一定有不少關係。難道在您在任時就沒有想到要給自己留條後路嗎？

弗里德里希：沒有。我很注重家庭生活，不是那種花言巧語善於建立個人關係的人。在這一點上我問心無愧。如果我有不同意見，我總是公開自己的觀點。我不是那種人雲亦雲的人，所以我的生活也不會一帆風順。簡單地說，我的確與當時的決策人物存有意見分歧，所以7年之後，我的議員生涯也就此結束。

施羅德只是看似清高

德國之聲：網際網路上可以看到您與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合影。在您當聯邦議員期間，您與施羅德有個人聯繫嗎？是否可以認為，施羅德在任時與基層保持不錯的關係？

弗里德里希：許多人都認為，施羅德非常高傲，難以接近，其實並不是這樣。施羅德與基層保持很好的關係，每逢有慶祝活動，他都來參加。他只是顯得高傲而已。我對他始終懷有一種深深的敬意。

德國之聲：無論如何，從原來的聯邦議員到今天的清潔鐘點工，變化之大，令人難以想像。但您卻始終給人一種樂觀的印象，這是您的真實感受呢？

弗里德里希：有必要聲明一點，幹了8小時的清掃工作，晚上回到家裡，我也會疲憊不堪。儘管我不會因此邋裡邋遢，因為我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我總是在精心裝扮之後，才開始清掃工作。開始時，很多人都感到不習慣。但在現實生活裡，我始終保持電視機鏡頭前的狀態。只是不同的是，如果外出做清掃工作，我會換上體恤衫和牛仔褲。雖然晚上每每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但第二天早上當我恢復體力之後，依舊會精神飽滿地開始新的一天。我們的客戶大多是孤獨的老年人。我們主要為不願住療養院的老人提供服務。我母親常說，如果有人幫她的話，她是不會住療養院的。母親的經歷啟發了我，所以我決定為這些老年人提供清潔服務。

現代時尚鐘點工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從親身經歷中發現了一個市場空缺？！

弗里德里希：確實如此。我母親患有老年痴呆症，住進了療養院，我與療養院的工作人員處得不錯，也瞭解他們的辛苦。於是，當我自己面臨求職難的問題時，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這個想法，我的這個創意在社會上獲得了積極的反響，現在我們不只為老年人提供清掃服務，也包括年輕人。從事這樣的工作令我感到愉快，有一種滿足感。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您是一位非常注重個人外表的人，所以您的公司就叫清潔仙女公司，可以說，您是一位現代清潔鐘點工嗎？

弗里德里希：可以這麼說吧。我給您講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杜塞道夫的記者想要給我照幾張照片。這位年輕男子要求我在拍照前換上工作服，比如圍裙，打掃時戴的頭巾等。我說我就這麼去清掃，當時正是炎熱的夏天，我穿了一條牛仔褲和一件無袖汗衫。年輕記者感到非常驚訝。我對他說，小夥子，該換換腦筋了，我們現在生活在什麼年代？！

德國之聲：作為普通公民，我們對聯邦議員的生活缺乏必要的瞭解，您能否介紹一下，聯邦議員普通的工作日是怎樣的呢？

弗里德里希：當然了，做了7年的聯邦議員，我對聯邦議員的生活瞭如指掌。由於經常有代表團來訪，所以我們要經常配他們參加宴請。我當時曾在人權和內政委員會工作，經常與高官們打交道，在選區內也收到很多邀請。儘管如此，我依舊是利洛－弗里德里希，是普通公民。這點要歸功於我的孩子們，是他們使我生活在現實中。每當我有些飄飄然時，就會受到他們的指責，我會與他們展開討論，最後總是我接受他們的觀點。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

愛子戀家女性

德國之聲：談到子女，您是一位很愛孩子的女人，您一共有6位個孩子。

弗里德里希：我的確非常喜愛孩子。在6個子女中，兩個是我親生的，四個是我領養的。

德國之聲：您為何領養了4個？

弗里德里希：我的大女兒今年已36歲，在她9歲那年，我們決定再要一個孩子，但不幸的是，我們有了一個殘疾兒童，只活了7個月就離開了人世。這件不幸令我們感到非常痛苦，但同時也使一家人更加團結。那時，我和丈夫決定，不再要自己的孩子了，想去領養一個，也提出了相關的申請。您知道，在德國領養孩子往往需要長年等待，在這期間，我們有了第二個孩子，當二女兒一歲半時，青年福利局找到我們，告訴我們，我們的申請獲得了批准。於是我們有了一個領養的孩子。以後有增加了一對女孩和一個男孩，男孩遭到父母的拋棄。我當然非常高興，就盼著家裡能有個男孩子。

德國之聲：您創辦自己的清潔公司真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嗎？

弗里德里希：當然了，這點我必須承認。我丈夫已提前退休，而且有50％殘疾，退休前他曾是鋪瓷磚的裝修工。兩年前，我們買了一幢自己的房子，花光了我們的所有積蓄。當時我們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在結束聯邦議員工作的7個月內，我每月依舊可以獲得7千多歐元，但之後就沒有了。我65歲時可以領取每月1千6百多歐元的養老金。

德國之聲：1千6百多歐元實在不多。您當初落選的原因是什麼？

弗里德里希：我曾兩次在地區直選中獲勝，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但第三次選舉時，大局勢對我們十分不利。施羅德推出的改革政策使社民黨不得人心。另外還有來自綠黨和左派聯盟候選人在我所在選區的競選因素等。

遠離現實，難免不紙上談兵

德國之聲：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再強調，作為清潔鐘點工，您的許多觀點都有了改變，對您過去參與制訂的政策也提出了質疑。請問，您所提及的是哪些具體的政治決定呢？

弗里德里希：作為聯邦議員，人們遠離現實生活，當然，有時會有專業人員為我們進行某項政策的介紹和說明。總之，最後大家都會被說服，認為相關政策是正確的。在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我們就分頭回到各自選區，向選民進行政策方面的宣傳。儘管有公民反對，但我們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其實問題就出在這裡，理論和實踐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現在我才認識到一定要多聽取人們的意見，才能消除人們對執政黨政策的不滿。舉例來說，在討論哈爾茨四號勞動市場改革方案時，我也投了贊同票，但如果當時我瞭解這一方案的後果，我是不會這麼做的。

德國之聲：您能否具體談談？

弗里德里希：首先應考慮的是方案將涉及到哪些人，產生怎樣的後果。我認為，對與那些長期工作，又突然失業的人，比如一位55歲的父親，在18月，現在僅為12月之後，就不得不領取相當於社會救濟的第二階段失業金。這實在是太殘酷了。我支持所在黨制訂的政策，但我一直很實際，也敢於直言，所以很不討好。民主需要大家投票表決，由多數決定。但以我今天的觀點，對於某些政策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投贊同票的。

德國之聲：如果您沒有遇到求職難的問題，您自然不會有現在的認識。請問您花了多少時間找工作？

弗里德里希：我很早就開始找工作了，那是2005年下半年，大選尚未結束。我的工作人員常常罵我，說我不應該喪失信心。我從2005年夏末開始找工作，到2006年5月份，我為找工作花的錢恐怕能維持我半年的生活。

為同年齡段婦女提供就業機會

德國之聲：之後您創立了自己企業，現已聘有三名員工，他們都是50歲以上的婦女。請問，聘用50歲以上女性的決定更多的是出於感情因素，還是精心思考的結果？

弗里德里希：這絕不是感情用事。這是我做出的決定。我現在已58歲，57歲時開始找工作。求職時，應聘單位對我的評語往往是年紀太大了，太能幹，太自信。我現在聘用的員工都與我有類似的經歷。所以，我決定為50歲以上的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這絕不意味著我歧視年輕姑娘，而是他們還有其他的機會。

德國之聲：除了50歲這個年齡段不定是優勢之外，能幹，自信都應該是求職時的優點啊？

弗里德里希：能幹，自信當然是優點，但並不一定會因此受到老闆和上司的欣賞，反而是那些年輕，容易被塑造的聽話姑娘們更容易找到工作。一位大型百貨商店的高層經理曾對我說，他願意與我渡假，看電影，但不會雇我，因為我有可能幹預他的工作，擾亂他的正常工作環境。

拒絕高薪聘請，甘願受苦

德國之聲：當時曾有保險公司想聘用您，卻遭到您的拒絕。

弗里德里希：是的，有兩家保險公司想請我做他們的代表。其中一家是大型保險公司安聯。當然該公司看重的並不是我利洛－弗里德里希，而是我的關係網。這不是我要干的事情。位居高層，高談闊論，與現實生活根本就不沾邊的日子不好過，不如幹些實實在在的事情，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更令人感到滿足。

德國之聲：您現在與當年的同事還有聯繫嗎？

弗里德里希：沒有。當然過生日時我收到了同事們的賀卡，但直到今天，沒有一位同事親自打電話到家裡，過問我的情況。

人情冷漠

德國之聲：當聯邦議員時，就沒有和一位議員交朋友嗎？

弗里德里希：當時我與兩三位同事交情不錯，但事實證明，他們也不是真正的朋友。

德國之聲：難道在德國政界圈裡，人人都這麼無情和冷酷嗎？

弗里德里希：我認為不能這麼說。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社會都有勢利小人。 但必須承認，當聯邦議員非常辛苦。整天有幹不完的事兒，幾乎沒有私人空間。在我當議員期間也很難保持與朋友們的友誼，因為屬於自己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

德國之聲：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您再度當選，您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弗里德里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我再度當選，我一定重視與百姓的交往，傾聽他們的聲音，瞭解他們的生活。接近百姓對政治家來說是最為重要的。另外就是注重社會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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