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學者吳強談中共黨內統計公報

問：具體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請問您如何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評價所謂"黨的影響力"問題？

吳強：黨員數量增加是一個事實，它體現了黨的一個方針的變化，顯示出黨對新一代人和新興中產階級的重視。從黨員數量增加與黨的自我肯定這一關係上看，能看出一個從先鋒黨轉型為一個全民黨的趨勢。過去十年裡對這個趨勢一直在討論，從黨員數量增加這一事實來看，多多少少可以印證中國共產黨內部是有這個意圖想進行一種這樣的轉變，而且我們將來可能會看到黨員數量還會繼續增加。這表明中國將來的政治機會將越來越多地集中在黨的手上。有些年輕人，特別是現在一些有了一定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他們如果想要有繼續發展的話，與十年前相比，他們更多地要依賴走入黨這一條路。換句話說，入黨跟上世紀90年代下海經商大潮形成對比，也是一個繼續擴大政治發展機會的方式。

問：您剛才說到中國共產黨從先鋒黨轉型到全民黨，或者至少是主觀上想進行這樣的轉型。那麼黨員人數的多少，是否可以成為衡量這樣的轉型進度的指標呢？

吳強：說到黨的影響力，如果與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對比，它是有所下降的。現在通過發展黨員和向全民黨轉變的方式來挽救黨對普通人民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黨員數量增加和新黨員人數的增加確實能體現這一點。但是程度是多少和有效性是多少，還要繼續觀察。

問：中國在過去的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年發展過程，也是一個社會轉型過程，這個過程的發展趨勢是社會生活的越來越去政治化，即社會生活越來越少的受到政治的控制，社會出現朝多元化發展的趨勢。而我們現在看到數字說黨員人數卻在增加。你如解釋這一看似矛盾的兩種發展趨勢？

吳強：去政治化在過去二十年曾經出現過，黨把去政治化作為一個新的統治方式，用來撇開很多政治上的爭論和糾葛，給自己製造合法性。隨著中國社會進一步朝著威權化轉變，我們發現又出現了相反的傾向，全民生活當中政治化的趨勢又越來越明顯。官方想通過社會生活政治化的方式來加強社會控制，比如從"三個代表"理論到現在的"科學發展觀"的教育，都反應出社會生活政治化的加強而不是相反。儘管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好像出現了非政治化的趨勢，但我從自己的研究與觀察中也發現，經濟與政治的關聯和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在越來越加強。這種加強一方面是體現在黨的內部，另一方面體現在原來非政治化的經濟和社會部分也出現了向黨靠攏的傾向。而且當中還能看到一個有意識的、主動的進行政治化，把經濟和社會問題用政治化的方式來進行表達。它反應的其實恰恰是政治生活的缺乏，人們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缺乏正當的參與與表達方式，只能把小的事情，小的訴求，小的爭端，比如經濟爭端和民事爭端變成一種政治上的表達。這表明，一方面是威權社會企圖通過政治化方式加強控制，另一方面它又實際體現的是政治參與的缺乏，使得民眾不得不把很多事情政治化。

問：官方新華社報導時，刻意讚揚了基層黨員發揮的作用，但提到主要是基層黨員在社會而不是政治領域的作用，例如抗震救災和奧運會的組織上等等，即更多的是社會組織與社會控制上的作用。這是不是說一個普通人入黨的意義，更多的是體現在社會動員能力上？

吳強：相反，這反映的更多是中國在黨的控制能力之外社會自身動員與組織能力的缺乏。剛才說到的黨的全民化趨勢，它實際上就是黨在代替普通的社會動員，把政治動員向社會動員方向擴展。我個人對這個趨勢不能給予很好的評價，因為它代表的是社會自身動員能力的一種缺失。

問：如果我們把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按照社會、政治和經濟三大領域來觀察，那麼您有一個什麼樣的總體印象？

吳強：從過去五年來和上屆政府的表現來看，黨對經濟的控制能力是空前地加強了。但另一方面，黨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和擔心也在加強，社會自組織的發展受到限制。黨在從先鋒黨向全民黨的轉變過程中，政治動員向社會動員方向發展，代替了很多社會自組織上的空間，譬如說在抗震救災，在奧運準備，在扶貧和社區服務方面，黨的作用都越來越明顯，它在代替甚至在跟很多非政府組織在競爭。這對中國社會自組織能力的發展意味著什麼，我還有很多疑問，還要繼續思考和觀察。

作者：瀟陽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