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華人作曲家蘇聰暢談未來音樂和個人藍圖

蘇聰生於1957年，1982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同年轉入德國慕尼黑音樂學院作曲系研究生班。1985年起在該院任教，隨後在巴登州電影學院和斯圖加特音樂學院及媒介音樂聯合製作專業出任教授。共獲30多個國際獎項。代表歌劇作品有「日出東方時」和「古巴雞尾酒」等。除歌劇之外，音樂劇和樂隊作品創作也是蘇聰沉醉和痴迷的天地。

德國之聲：繼電腦歌劇－「水銀燈光下的世界」上演之後，您馬上投入了上海舞蹈公司委託您創作的紅樓夢舞劇音樂的修改工作。這家公司為何找您為這部舞劇創作，難道上海投資單位在中國就找不到一位合適的作曲家嗎？

蘇聰：製作紅劇是趙明的創意（北京軍區文工團著名舞蹈知名編導），由上海文新媒體集團和上海城市舞蹈公司孫明章（被視為中國目前最知名舞劇製作人）老闆負責投資。他們曾與中國知名作曲家進行洽談，但沒有成功。所以經過當時正在柏林國家歌劇院擔當獨舞，兼任編導的劉軍介紹，才找到了我。藝術圈與商業圈的運作有相同之處，因為談得投機，所以願意合作。我估計，趙明和孫明章找過的那些作曲家未必不好，而是因為他們在藝術和經濟方面沒有談攏。我覺得，他們找我的最初動機是慕名而來，因為我不是一位無名作曲家，但是經過接觸，我們加深了瞭解，他們才開始真正欣賞我的音樂，所以後來上海這家公司又委託我為他們的另一部音樂劇－「上海玫瑰花園」譜曲。

德國之聲：那麼最近一段時間裡，您將頻繁地奔波於德中之間了。在德生活24年，適應中國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嗎？

蘇聰：雖然我每年都回去兩到5個月，但我的很多想法都受國外的影響。2004年時，紅樓夢一劇在上海國際藝術節期間上演，當時主管上海文教的副市長韓正（現已為上海市長）問我，為什麼不在上海發展。我的感覺是，如果我長期在中國工作，就會受當地社會風氣和工作習慣的影響。我在德國住在斯圖加特附近萊茵河畔的一個小村裡的山上，旁邊只有兩三棟房子。我太太也問我是否覺得孤獨，我不覺得。一是工作忙，二是我喜歡安靜，便於我更好地進行思考，不想讓外界，無論是東方還西方對我產生更多的影響。

德國之聲：國外生活對您音樂創作上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創作方面的變化以及中國同行的創作？

蘇聰：我覺得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2004年時，我就有一個朦朧的感覺，認為自己不很適應在中國的創作和生活環境。這次剛剛回國兩個月，感覺就更加強烈。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十幾年間，中國經濟發展很快，所以有不少國家機關或私人願意投資做文化產品，但是我的感覺是，許多人其實不是在做文化，而是在做一種娛樂性的產品，做的手法也比較浮華。我覺得，現在國內以及不少作曲家都有一種傾向，就是崇洋媚外，將國外的許多東西生吞活剝地吞到肚子裡，未經徹底消化就將其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使人聽上去覺得牛頭不對馬嘴。我認為可怕之處在於，很多人在做一件事的時候，沒有考慮事情背後的靈魂是什麼，而更注重它的感官效果。這次回國，與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搞舞台作品的藝術家們坐在一起聊天，他們其實都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國內許多人在瞎做。我也覺得自己站在一團亂麻前，摘不出個頭緒來。

德國之聲：您剛才談的是您的中國感受，我很想請您談談您在創作上的一些變化和新的認識。

蘇聰：對我本人來說，24年最大的收獲是，我不願意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中國作曲家，或歐洲作曲家，我就是一個作曲家。作曲家應該不斷地思考自己應該做什麼，走什麼路。回顧我的創作道路，一開始，我曾對挖掘中國音樂素材很感興趣，最近幾年想走所謂新世界音樂創作之路。

德國之聲：請問應該如何理解新世界音樂這個概念？

蘇聰：我認為，亞洲音樂在世界音樂市場比重太小。分析現在全世界的音樂市場，亞洲音樂所佔比例只佔大約3％，而亞洲人口佔世界人口大約一半，這實在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為我的音樂在世界不少國家演出，所以我想應該更好地與各個國家和地方的觀眾進行溝通，我也在考慮如何才能將其他民族的音樂精粹吸收到我的創作之中。比如最近幾年，我常常試圖將非洲和拉美音樂中的節奏、和聲融入我的音樂當中。今後5年，我打算在創作方面走兩條路：一方面繼續新世界音樂的創新之路；另一方面我還想挖掘中國音樂的最深根源，從中國最古老的音樂根源中找出我自己的創作靈魂。

德國之聲：由於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德國以及歐洲音樂市場都非常不景氣，而中國的文化市場在快速發展。是否可以說外國音樂家進入中國市場是一種必然呢？您如何預測這兩個市場的發展？

蘇聰：無論中國還是歐洲音樂市場，作為作曲家的我都很難預測今後5年的走勢。中歐（德國、法國、荷蘭、奧地利等）的音樂市場最近一兩年或5年間將大多處在變動之中。因為這些市場受半社會主義體制的影響，在國家經濟出現衰退的時候，用於文化的資金自然不夠用，勢必會對文化的發展產生影響。所以對於未來5年的音樂市場走向，我還是滿擔心的。中歐地區的文化空間像一棵參天大樹，它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但是樹心已在慢慢腐化，我不知道，這棵樹哪天會死。中國的音樂市場可以比作一棵年輕的樹，但是在發展中間卻越來越畸形。對我這個觀賞樹的人，或是想種樹的人來說，有一種困惑。

德國之聲：如果說歐洲和中國都不是您理想的發展空間的話，那麼您看重的是哪個市場呢？

蘇聰：我打算慢慢將我的注意力從中國和中歐地區轉向其它英美社會體系地區，其中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澳洲等，他們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不很嚴重，所以文化界所受的衝擊也沒那麼大。

德國之聲：創新世界音樂、兩地奔波的生活勢必會影響到家庭生活。德國人的家庭觀念大多是比較保守的，特別是現在40、50歲左右的一代人。您有5個孩子，夫人是德國人，您如何處理家庭與事業的關係呢？

蘇聰：我是一個一心搞創作的人，不可能每天圍著5個孩子轉。我太太對我的事業還是滿支持的，我們也一起討論創作方面的事情。當然另一方面，如果我的創作影響到我的家庭生活，她也會抱怨，不太高興。比如每當我去美國，義大利，尤其是在中國呆的時間比較長時。這的確是個問題。雖然我太太是一個很見世面的人，對中國文化的迷戀甚至比我還狂熱，但我認為，德中婚姻還是比較困難的。我曾經對我太太說，如果她是一個很典型的德國婦女的話，我們倆人是很難走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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