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並非中立的局外人」

羅哲海（Heiner Roetz）在《法蘭克福匯報》（4月27日）發表的題為'漢學作為問題'的文章寫道："面對中國最近對維權人士的鎮壓，漢學界被指責為機會主義的沉默。現在絕非該專業所有的代表都不表態，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其文章《中國和啟蒙》（漢學：中國學與啟蒙）中覺得受到關切，接受挑戰並且為沉默辯解。他將漢學家分為兩類，一類是作為'中國專家'的漢學家，另一類是'中國的批評者'，認為後者'將歐洲當作中國的藍圖'，而漢學家們則提供一個'思考性分析'，不是馬上作出與中國的利益衝突相關的鮮明表態'，認為這種表態可以心安理得地讓中國人自己去做。"

作者指出："現在已經不僅僅是中國政府與其批評者之間的利害衝突，在中國，堅持要求公民權利所提出的制度問題，已經是問題的一部分。對此，至少在中國的'中國人'，在這些衝突中根本就沒有機會自由地表態。……

中國不適合民主自由嗎？

"然而，施寒微也發表看法，正如一些（德國）漢學家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一貫所做的那樣。他絕對沒有沉默，而是為中國的執政者辯護，當然不是為其所有的行動辯護，但是卻在為大的政治路線辯護，理由是他們像'全世界的政治家'一樣，首要的不是要保障自由，而是要保障人民的生活品質。為此他援引了康德的一句容易被曲解的話，'人民願意被領導'。可是同一位康德也說過：'誰要是'想要按照自己的理念讓公民幸福'，就是一個'暴君'，他還要求'自由而公開地使用理性'。在談論啟蒙的同時，又讓這些話在對中國的適用性上打折扣，豈不是無理要求嗎？'"

作者認為，「施寒微對中國的看法似乎源自這樣的信念，沒有宗教的昇華是不可能有超越國家秩序的取向的。他以此接受了馬克思•韋伯和黑格爾的頗有問題的遺產，在西方科學而且也在漢學中，這個遺產完全滋養了深刻的、政治上影響深遠的偏見，即中國還不適合民主和自由。這也符合大部分中國政治精英的自我理解，他們不僅是從人民共和國才開始、而是從清朝末期就已經自視為愚昧大眾的教育者，作為民族工程師必須在四分五裂的社會中給『一盤散沙』提供秩序。」

作者指出，"施寒微的宣稱令人想起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團結力量'的說法。其實，民主參與的國家憲法使本國公民不再淪為技術官僚的工具，難道不是可以從中產生一個團結的力量嗎？在這一點上，又有什麼非屬於'歐洲特色'的呢？

"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最後一位香港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對這個皇家殖民地採取了民主化步驟，雖然姍姍來遲，但是畢竟走了這一步。為什麼彭定康的前任沒有為此做過努力呢？這個問題的一個答案是：因為他們是漢學家。漢學並非像施寒微理解的那樣是中立的'局外人'，它是自己所議論的問題之一部分。"

編譯：林泉

責編：石濤

（以上內容摘譯自其它媒體，不必然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