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經濟周期領頭人雙獲諾貝爾經濟獎

諾貝爾獎委員會把2004年的經濟獎頒給挪威學者芬.E.基德蘭德（Finn E. Kydland）和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是為了表彰他們關於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的新理論。

普雷斯科特曾在明尼蘇達大學任經濟學教授達20年，現在在亞利桑納大學任教授，兼明尼蘇達聯邦儲備銀行擔任首席顧問。基德蘭德1973年在匹茲堡的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獲得博士學位。現在美國Carnegie-Mellon大學台帕商業管理學校任教授，兼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

1977年，普雷斯科特和基德蘭德共同就70年代對通貨膨脹鬥爭的失敗撰寫的報告「規定勝於避忌－最優計劃的不一致性」今日已成為經典經濟學著作。1982年，兩人再次攜手撰寫的「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ons」也是最近30年裡被引述最多的經濟學著作之一。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都被視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中的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他們對凱恩斯主義發起了批判。他們認為，老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所說的預期是適應性預期，即人們只使用經濟變量的過去值來形成變量的未來值的預期。適應性預期不符合理性人最大化效用的假設。

新古典最重要的三個信條是：理性人最大化效用、只有實際變量才至關重要（如「貨幣非中性」）、價格和薪水靈變從而市場連續出清的假設，形成一系列宏觀經濟模型，新古典宏觀學派在1970年代掀起了一場重建宏觀經濟學的「革命」。

盧卡斯和薩金特等人提出和開發了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盧卡斯用理性預期假說改造了自然率假說，採用了比貨幣主義者更為激進的說法：對自然率的偏離是瞬時現象，短期中也不存在通貨膨脹與失業的替換；不存在非自願失業，失業出自勞動者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自願的工作與閒暇跨時替代效應，等等。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內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不滿意貨幣經濟周期理論，在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亦譯實際商業周期理論）。同樣信奉新古典信條的這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在於強調經濟波動的根源是影響總需求的名義變量的貨幣衝擊，還是影響總供給的實際變量的技術－生產率衝擊。

真實周期論者的假設，除了上述新古典信條之外，還以超出古典學派的偏執, 特別強調價格和薪水在短期也充分靈變, 以及貨幣中性甚至超中性，這意味著宏觀經濟學長期和短期的劃分沒有意義。他們認為，經濟周期或經濟波動是經濟對於技術－生產率變動的自然且有效的反應，經濟行為人對於實際（相對）薪水、價格和利率變動會作出跨時替代的理性選擇：勞動市場總是出清的，失業總是自願的；消費、投資和產出的波動也是如此；政府徴税與舉債具有「李嘉圖等價」效應；財政政策尤其是赤字政策與貨幣政策一樣無效。

總之, 正的技術衝擊引起勞動生產率提高，就業、投資和產出提高，總供給曲線上移，經濟高漲；反之則反是。經濟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基本趨勢本身的波動，而不是經濟圍繞基本趨勢的波動，即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而是均衡本身暫時的波動，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場失靈，政府沒有干預經濟的必要。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革命」，帶有清算「凱恩斯革命」，復辟古典理論的意味，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古典還古典。就此而論,它的政策建議無法在當今西方經濟中有效實施。但是，這樣一種取向的理論之所以能在1970－80年代的經濟學界大行其道，它的獨勝之處，這就是它的研究方法。

不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提供的有益的研究工具性要素，如理性預期方法、貫通微觀宏觀的一致性、重視貨幣衝擊和供給衝擊的研究視角等，已經為一批努力再生凱恩斯精神的經濟學者所掌握或加以考慮，他們在探討經濟波動的原因時，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普雷斯科特1980年來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同年成為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研究部的顧問。他的教學方法深受學生的歡迎。

在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高級副總裁採訪時，普雷斯科特敘述道，他的思想受到過盧卡斯很大的影響。他們在1964年相遇。當時盧卡斯剛當上教授，普雷斯科特是研究生。「他對我影響是在我讀完研究生後，大約在1969年，我們合作寫論文『不確定性下的投資』。這次合作與他的開創性論文『預期和貨幣中性』使我重新對如何研究宏觀經濟學做一個全面的反思。」

在那次採訪中，普雷斯科特也多次談到了他跟基德蘭德的合作，「在那時，動態經濟學的基礎已經建好了，任務是如何利用這個理論對經濟波動進行數量研究。那時有一個長期增長理論，這個理論被用於公共財政問題。事實上，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認為那個理論由於沒有引入貨幣因素所以對研究經濟波動用處不大，並認為需要其他理論來解釋長期增長趨勢中的波動。芬.基德蘭德和我研究出了一個實用方法，可以得出增長理論中波動的數量含義。我們想，如果做一些擴展，特別是（引入）建造新工廠和辦公大樓的更長的時間，那個增長理論也許可以提供貨幣衝擊的傳導機制。但當我們得出沒有任何貨幣衝擊的增長理論的含義時，我們驚訝地發現經濟周期波動被那個理論所預報。 」

他說，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尤其是在明尼蘇達大學和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這兩個取得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地方。「我們的工作非常有爭議。反對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做數字理論練習在當時是一個禁忌。現在情況不同了，甚至我的本科生也在使用不確定的動態環境下人們決定工作多少和消費多少、企業決定生產多少和投資多少從而來進行他們的經濟周期實驗。 」

「芬.基德蘭德和我是在動態均衡理論的框架中開始我們在最優政策方面的工作的。在我們得出它的邏輯結構後，我們發現有一個基本性問題。這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最優政策有個特性，就是人們在實施這個政策一段時間後，會發現有比原先政策更好的選擇。」但是，如果一群人不能堅持原先的政策，那麼事前的最優計劃就不可行了。

「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中會產生這個問題。假定最優政策是對不採取特定行為的人予以懲罰，並且那種懲罰對社會來說是有代價的。時間上不一致的最優政策是要懲罰那些將來採取行動的人。但是時間上一致的解決之道是在計劃的第二個階段不去懲罰在第一階段採取行動的人們，因為有代價的懲罰不會阻止已經發生過的行為。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是建立規則或法律並且執行他們。對財政政策也是相同的邏輯。向過去的投資收益徴税而不是向新投資收益徴税總是最好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現在變成了過去。這就是政府如果不付出全額補償就不能剝奪財產權的法律條款是合意的原因。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他們可以有限地這麼做。

「一個問題是有時環境發生變化，老規則不再很好地發揮作用，有改變規則的需要。但是應該經過許多討論、過去的承諾被盡可能的信守後，才能作出這些變化。可信的政策會導致更好的結果。」

普雷斯科特認為，對經濟學家來說，「為什麼不是整個世界富裕起來？」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已經認識到僅僅積累更多的資本----就是機器、工廠和道路----還不足以變富。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本同樣也不行。這兩者都很重要並且關鍵，但是，給定整個經濟的生產率參數，這些生產要素將會積累。我認為我們需要的就是關於這個參數的理論，並且各個國家所制定的游戲規則可以解釋各個國家之間這個參數的差異。」

諾貝爾經濟獎由瑞典帝國銀行贊助，首次於1969年頒發。

（平心綜合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