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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審查制度不是能否寫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礙

2016年10月22日

有「禁書作家」之稱的、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知名作家閻連科,日前在德國參加了長篇小說《受活》德文版巡迴朗誦會。德國之聲記者在杜塞道夫朗誦會前,對他進行了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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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fuzius-Institut Düsseldorf  Yan Lianke mit Dr. Ulrich Kautz
閻連科(左)和作品翻譯Ulrich Kautz圖片來源: DW/Man Deng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譯成為德文的還很少。您是否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譯為德文?如果有,是哪部?


閻連科:現在已經出版了三部小說:《為人民服務》、《丁莊夢》和《受活》,都是Ulrich Kautz先生翻譯的。第四部正在翻譯過程中。如果有可能,當然希望像法國、英國那樣,一年一本,或者兩年一本。比如現在正在翻譯的是《四書》,《四書》後面是《炸裂志》,《日熄》。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的作品多以農村和軍隊為主。您在城市生活了這麼多年,您有沒有想過寫一部以城市為主題的作品。比如您的家也被強拆過,您會不會想到以"強拆"為主題來寫一部作品?


閻連科:我想不太會,因為在中國,可寫的故事要多得多,比"強拆"更複雜、更深刻,關於人性、人道,我想這樣的故事多的很,非常多。我不會因為發生了一件強拆,就去寫一個強拆。我每一部小說都要構思十年、十五年,甚至十七八年。很少出現今天發生一件事情,明天把它寫成作品,這對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也不會用一種短篇或者中篇的方式把它寫出來。我覺得我值得寫的比這個要多,而且要比它會好。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中國,甚至有一個說法,說您是"禁書作家"。比如《四書》就沒有辦法在網上找到。您會對您的作品被禁感到很惋惜嗎?或者說,您覺得,中國國內出版界的審查,在短期內有沒有可能得到改變?


閻連科:《四書》可以在港台買得到,內陸沒有出版。


關於"禁與不禁",我一直在說幾個問題:第一,中國確實有個明確、也相對嚴格的審查制度。在中國,如果一個作家一生的寫作都是順利的,沒有被爭論過的,我覺得這個作家是值得懷疑的。第二,被禁,也並不代表這個作品就是好作品,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我們不能說,一個作品被禁了,就是好作品,這是一定要講清楚的。第三,審查制度短期不會像德國這樣,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它一定會越來越嚴格。但是,這不是一個作家能不能寫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礙。最大障礙當然是審查制度,還有自我審查,當然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的人格問題,怎麼思考問題。後面的問題比前面的更重要。
(審查制度對中國社會)當然有影響,如果社會更加開放,更加包容,乃至有一天,我們想像中民主、自由,人權那一天的到來,審查對更加開放、更加包容的社會是有影響的。這是肯定的事情。

Buchcover Yan Lianke: Der Traum meines Großvaters
《丁莊夢》德文版封面


德國之聲中文網:以中國社會今天的現狀,作家可以做些什麼,或者應該做些什麼?


閻連科:我和Kautz先生也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剛才談到的,"作家的獨立人格"如何培育。今天我們的社會,雖然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但是它有相當的包容性,並不是說你寫了某一部不該寫作的作品,就會像三十多年前,蹲監獄、殺頭。現在社會甚至相當包容,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包容性。你寫了,可以在香港、台灣出版,並不會影響我們。我指的是我們這個虛構小說,當然是為了藝術、為了文學,當然不是為了另外一種目的去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不能和"零八憲章"去相提並論。如果是為了藝術,你在香港、台灣出版,在德國出版,在其他地方出版,你的生活不會發生大的影響。所以我想,要相信這個社會的包容性,要培養自己的獨立性。如何解放自己,讓自己的想像更加寬廣,更加自由,這是所有作家要面對的一個問題。而今天一個作家的具體情況就是,我們面對權力也好,面對審查也好,更重要的是,面對金錢和權力,"名和利",世俗的力量,有的時候超過了審查的歷史。世俗對作家的影響,是相當相當大的,並不是說審查制度是我們寫作的唯一障礙,"名利"可能是更嚴重的一個問題。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的意思是,審查制度並不是一個作家能不能出好作品的唯一因素,而是說作家這個人,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閻連科:按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一邊是審查,一邊又相當包容的情況下,我認為一個獨立的人格就顯得尤其重要了。當然,三十多年前,我們不能這樣去談它。你寫一部作品,蹲監獄、殺頭,我們不能要求作家就這樣做。但是今天是有可能這樣做的。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怎麼看待今天中國的文壇,您希望更多地看到怎樣的作品?


閻連科:無論我們談論什麼,我都認為今天的文壇是1949年以後最好的一段時期。生態的環境、審查的制度,已經有許多問題,但是1949年以後,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無論如何都是相對順利地寫了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年。這是1949年以前,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的文壇,每一個作家都積累了豐富的寫作經驗。另一方面,我們這個社會非常豐富,非常複雜,非常荒誕,給作家提供了寫不盡的文學資源,這是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幾乎都沒有的。我們每天發生的事情,都是一部巨大的、偉大的、複雜的作品。當然,我們有沒有能力把它寫出來,有沒有洞察力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認為,今天我們寫作的生態環境,在世界上一定是相對比較糟糕的,但是我們有非常好的故事的資源。我想這是兩個問題。

Konfuzius-Institut Düsseldorf  Yan Lianke mit Dr. Ulrich Kautz
圖片來源: DW/Man Deng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在2009年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在中國沒有辦法寫紀實的作品,您今天是否還是持這個觀點呢?


閻連科:我經常說,在中國不要談論紀實文學。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說歌功頌德的不是紀實。中國是非常豐富的,當然也有許多好的、正面的、光亮的地方,寫這種東西也是紀實,但是這種紀實應該交給媒體去做,不應該是一個文學去完成的。我想,紀實一定是更為深刻、更為複雜,是新聞報導無法完成的。我們的紀實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相比,我覺得不值一提,沒什麼可談的。我們目前難以產生"非虛構"的作家。按她那樣的思考去思考,這樣的可能性比較小。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怎麼看待中國人、中國年輕人的閱讀?您會給他們推薦什麼作品?


閻連科:他們不一定要讀我們的作品,他們也可以讀別的作品。只要是閱讀,是文字的東西就好。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會成長。只要在閱讀中,就一定會回到經典。這個比例是非常可觀的。問題是今天的孩子,可能都停留在手機上了。當然我們不能說手機就不是一種閱讀形式了。閱讀,都是好的事情。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最喜歡的德語作品是什麼?


閻連科:我還是更喜歡托馬斯‧曼的作品,另外《鐵皮鼓》也很好。我們中國人還特別喜歡《香水》。中國作家對德國作品的閱讀還是基本上停留在九十年代、兩千年前後這一段。今天德國有很多好的小說,非常偉大的作品,比如Martin Walser,但是在中國還沒有形成閱讀和出版,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怎麼看待鮑勃‧迪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閻連科:鮑勃‧迪倫的歌詞寫得很好。以後我們中國的小品寫的很好,你不能說它是戲劇,就給那些小品的作家一個戲劇獎吧。我想不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可以。中國小品是很好,有許多經典作品,經典的小品作家,這種人只要不拿諾貝爾獎,我覺得都可以。必須承認,他是了不得的歌手、文化人,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歌詞當作文學去說,那未免兩件事情。因為他的歌詞離開他的嗓音,離開那個歌,作為詩歌,它是沒有那麼好的。他的歌詞是必須讓我們來聽的,我們說的"文學"是讓我們閱讀的,這是本質的差別。當我們來閱讀的時候,他是簡單的。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也被提名過諾貝爾文學獎,但國內目前只有莫言先生獲獎。您怎麼看待他獲獎?您有沒有期待您有一天也獲獎?


閻連科:我想這都不是一個作家去想的問題。一個作家不要受任何影響,把你的作品寫好,其他的事情交給命運去安排。你就把你的作品寫好,這些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命運去安排,根本不要去想它。莫言是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我們回到他的作品上,我認為他是配得上諾貝爾獎的。其他的我們就不去談了,他的作品還是很好的。



採訪記者: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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