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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人质事件发生后，比较多的舆论在讨论香港特区政府的应对措施，但对于北京的态度则议论较少。香港《明报》发表潘小涛的文章，题为《北京对人质事件的反应恰当吗？》，评论写道："中国政府的表现，分为事发期间及事发之后。事发时，早上9时许发生挟持事件，据内地传媒透露，至下午两点多，中国使馆人员赶抵现场；事发后，外长杨洁箎致电菲国外长，要求彻查事件及保证其它中国公民安全；外交部发言人谴责枪手的暴行，但只字未提菲国政府的无能表现；非官方消息则指出，中方无限期押后菲国副总统访华的安排。北京当局事后的反应，虽然过于软弱，也无法响应香港市民的悲痛和愤慨，但相比之下，已远优于事发期间的表现。中国外交部及驻菲大使馆开始时都表现得“懒懒闲”，并没实时向菲政府施以最大的外交压力。"

文章写道："事发期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如何向菲国交涉？中国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国家主席办公室等，可曾作出指示？在中国，只有领导人作出指示，变成一道政治动员令后，官僚系统才能有效的启动起来，全力执行指示，应对长江大洪水、SARS危机、禽流感、四川大地震及舟曲泥石流惨剧等，莫不如此。这十多小时，未见有官方传媒报道，胡锦涛作出批示，以及事发时及事后致电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向菲方施以最大压力。……若北京当局不惜代价的向菲国施压，对方还会漫不经心处理危机吗？设若被挟持的是美国游客，菲国政府还会一而再的愚蠢地拒绝枪手的要求，并拘捕其弟弟去激怒他？"

文章接着写道："过去几年，北京当局营救海外的中国公民，已远比以往积极，撤侨行动更加果断，每有中国公民在海外遇袭、被绑架，胡锦涛、温家宝都作出批示。……相反，今次未见有报道指胡温有发出全力救人的指示，北京当局与菲国交涉时的立场，也不强硬，……我认为，这并非因为被挟持的是香港人，而是因为北京有外交上的顾虑。菲律宾虽国弱民穷，却是东盟重要成员，战略地位显赫，北京在人质事件中没狠批菲国政府，应有外交顾虑。"

文章最后写道："近日，北京在韩国“天安舰”事件及黄海、南中国海问题上，与韩国及东盟各国闹得不可开交。……美国近月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得到不少亚洲国支持，……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对美国人表现得最冷淡的竟是美国多年盟友菲律宾。在中国亟需亚洲朋友去抵制美国的重要时刻，环顾一众海上邻国，似乎仅剩菲律宾可供拉拢了。因此，此时发生人质事件，权衡利弊，北京也就不可能作出“中断两国高层互访”、“召回大使”等激烈反应了。"

香港特首主动联络菲律宾总统符合宪法

与此同时，香港《文汇报》发表评论，认为香港特首曾荫权主动联络菲律宾总统的行为符合香港基本法。文章写道："香港基本法第二章第13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可以看到，北京中央政府对'外交事务'的'管理'和中央政府授权下香港特区政府对'对外事务'的'处理'形成严密的逻辑界定和承接关系。中央政府对外交事务的管理，并不意味着对具体事务的直接处理；一些具体对外事务，可由香港特区政府来具体处理，但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授权。……虽然香港基本法不可能对香港特首可否直接联络外国元首这样的细节问题做明确规定，但从基本法的上述对'对外事务'的界定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可以在一些由中央政府授权的对外事务上发挥较为自主的作用。"

文章接着写道："'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有必要对在中央政府管理和授权下的对外关系领域，展开积极的探索，而其间的关键则是进一步解放思想。……须知，收窄'一国两制'的边际是很容易的，但那样"一国两制"的战略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在'一国两制'设计中，'一国'是前提，'两制'是精髓；忽略'一国'的'一国两制'是不能允许的，但忽略'两制'的'一国两制'也是没有战略意义，甚至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何把握其间的分寸和边际，十分考验北京和香港的政治智慧和战略高度。"

中国高调纪念俄罗斯在抗战中的贡献

《明报》本周还报道，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今年中国的胜利纪念活动突显当年苏军贡献，北京国际问题专家指出，这是中方为巩固与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拉近与俄国的关系。 报道写道："苏军在抗战的最后阶段确实给予中国很大帮助，但过去在中苏交恶时少提及，今年的高调纪念，可以猜测因俄罗斯近期与西方关系趋向缓和，今年以来甚至向西方靠拢，中方为加强与其的战略伙伴关系，借此向俄示好，进一步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

摘编：李华（香港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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