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专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难，政治信任缺失是关键

而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以高价作为竞争策略？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企业自身条件所局限。在国际企业界看来，中国企业管理效率低下、产品价格低廉，并且有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国企业试图进行海外收购时，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员工甚至当地政府，都不能完全信任作为收购者的中国企业。在任何并购中，只要一遇到来自西方国家的竞争性收购对手，中国企业即刻处于下风。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提高报价来与对手抗衡。且不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这类涉及资源安全的项目，即使不涉及资源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项目，中国也必须以高价位来增加筹码，比如在海尔与Ripple Wood基金争购美泰克一案中，中国企业报价比竞争对手高14％。而上汽集团收购双龙汽车则遇到被收购方员工和工会的压力。

其次则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劣势。较之前一点，这个因素甚至更关键。这一点，中国政府对国内人民解释为美国霸权主义及欧盟等国“害怕中国崛起”，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一解释并未说明美欧等国为什么害怕中国崛起。

在民主世界范围内，包括许多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与亚洲国家，这些年参与海外并购热潮，从未遇到中国企业类似的麻烦。当年日本在美国近乎疯狂的兼并，也未引致美国启动安全审查程序。即使法国近年来与美国诸多龃龉，但法国巴黎银行旗下的美国西部银行于今年6月以13.6亿美元收购美国联邦商业银行，并暗示此次收购目的就是希望借联姻扩大规模，抵御美国金融巨头的入侵，依然未遇到任何阻力。这说明一点，民主国家范围内的互相并购，并不容易引起政治联想与担忧。

但遇到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中国政府内政不修，人权状态恶劣，社会矛盾重重。外国尽管未能全部明了其中内情，但揭开的一角已经足够骇人视听。这种政治文化的隔阂并不是通过经济交往就可以消除。自1988年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因经济安全拒绝批准或者收购方在审查压力下主动放弃的只有三起案例，但这三起案例都与中国公司有关。如2003年香港和记黄埔欲联手新加坡电信收购美国的环球电讯，但未被CFIUS接受，和记黄埔被迫宣布放弃。原因很清楚：通信业与能源业都属于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通信业在实现普遍服务的同时，也承担着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重要使命，而一些尖端的高科技通信手段更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在中国方面看来，和记黄埔披上了“港资企业”外衣，并非中国国有企业，但美国方面却深知李嘉诚与中共之间的连体关系。也知道中国当局一介入电讯产业，就意味着中国在美国推进了一匹“特洛伊木马”，电子监控系统“金盾工程”的触角将延伸至美国境内，美国不复再有信息安全。

世界各国本来就在观察：一个连本国人民基本人权都未能保证的威权国家崛起，是否能为世界带来福音，而中国少将朱成虎前不久发出的核威胁，正好将中国政府信誓旦旦不断声明的“和平崛起”承诺毁得干干净净。而世界通讯业巨子开展中国业务，竟然与中国合作“开发”出备受道德指责的尖端监控技术――金盾工程。这些事实说明，专制的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尖端技术与资源，将如虎添翼，用来为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用来行善。在此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防患于未然，不让老虎将吃人的牙齿磨得更为锋利，完全有此必要。

这种政治信任缺失，恰好是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资源企业的基本障碍。但这种政治“歧视”，恰好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向中国人民说明的“软肋”，因为这会严重动摇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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