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美两国媒体在灾难中扮演的角色

美国媒体的报道除了现场灾难实况之外，着重于反思这场灾害中政府的失职之处，讨论“谁应该为新奥尔良的悲剧负责”。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布兰科和新奥尔良市长纳金的应对失策是媒体反复批评的重点。这两位地方行政首脑在执行市民大规模撤离计划上表现出来的无能被媒体批评为“美国的耻辱”：一年前，该州与新奥尔良市就制定了一个以30万人被洪水淹没为假想前提的计划，而这一计划在这次救灾中却未能启动，完全成了纸上谈兵之术。在州政府应该向联邦政府求援时，该州州长却一直没采取行动，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尽管此次灾难布什政府并无太大的责任，因为按照美国联邦法律，没有州长的首肯，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州内事务，即便处于紧急状态之下也是如此。但即使如此，媒体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布什与联邦政府，从各个角度检讨美国政治与社会政策的缺失，比如穷人不肯撤走，是因为没有钱；而穷人之所以没有撤走的财力，则是美国社会政策欠公平――虽然美国的社会政策其实并不象批评者说的那样糟糕，但这种批评有助于美国政府反思许多问题。

所有这些，总让人联想到中国媒体在2003年SARS袭击中国时的表现，因为两国媒体在面对天灾时，其实都是面对本国政府的政治责任缺失。而两国媒体的表现差异，反映的正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不同。

SARS来袭时，只有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在疫情初起、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报道了几条消息，但立刻被中国政府封杀。疫情虽然每天在加重，但媒体却保持可耻的集体沉默，直到后来国际媒体争相报道，SARS蔓延成世界性恐慌之时，中国媒体才在政府的授意下“出击”，并且还是沿袭中国媒体一成不变的那套“拿着丧事当喜事办”的思路，将负面报道硬是给变成表彰政府的正面报道：众媒体每天都热情赞扬中国政府如何关心人民，在救治患者上如何为病者免费服务，并提供各种方便与关怀，各级领导如何战斗在抗SARS的第一线，并配上中央领导如温家宝亲临病房探视的“现场新闻照片”。至于政府有意隐瞒疫情，错过防治的最好时机，造成病情蔓延，最后祸延邻邦这一事实，在中国媒体上根本找不到只言片语相关叙述，更遑论对政府的批评与指责。在中国媒体的集体合唱声中，中国人民仿佛要感谢SARS的来临，因为有了这场天灾，才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本国政府的英明决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大智大勇，团结全国人民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SARS从何而来？中国媒体还给出了一条怪异之极的消息：“SARS――美台策划的对中国的恐怖袭击”的文章，该文章罗列了各种“证据”，说明SARS是美国与台湾制造的生化武器，SARS之所以在中国肆虐，“是美国与台湾精心策划的一次对中国的生化恐怖袭击”。而外国媒体对中国政府在处理SARS疫情时的失职，亦被解释成“任意将一场天灾向中国社会任何层次的恶意引申”。

两国媒体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孰优孰劣，已经无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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