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取代合作—克里米亚事件改变德国对俄政策

（德国之声中文网）若要确定莫斯科与西方之间政治关系骤然降温的一刻，人们无需回顾久远：2014年3月就是这样的历史瞬间。一年前，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犹如给柏林、巴黎、罗马或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当头浇下一瓢冷水。短短3星期内，俄罗斯占领并攫取了这个主权属于乌克兰的半岛，西方各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应对有关机构或智库提供的任何战略文件中从未设想过的一种局面。俄罗斯对一个邻国以武力相向，践踏了根本性的国际协议和公约，并似乎可以随心所欲独自决定冲突的下一步走向。

德国的关键角色

在这一冲突中，德国很快被赋予关键角色。与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关系曾使柏林获得调停者角色。作为欧盟内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必须融合盟内各国不同的利益：从出于历史原因而对莫斯科持深深不信任感的波兰，到有一个时不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自由国家理念眉来眼去的右翼保守政府的匈牙利。

阵线分明—普京、默克尔和波罗申科在明斯克会议上（2015.2.11）

德国联邦政府很快确定了3大政策基点：排除武力、外交、经济施压，并得到欧洲各伙伴国对这一战略的支持。

柏林同时注意，始终同传统的伙伴—法国共同实施斡旋动议，并联合其他欧洲国家参与其中。

直至乌克兰危机爆发，德国首先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探讨与普京的俄罗斯的关系的：德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批评俄罗斯的人权纪录，而不致让经济关系受损；或者，反过来说，双边经济合作可以达到何种密切程度，而不贬低欧洲自己的价值。而现在，价值和经济突然不再是考虑的出发点了。社民党“俄罗斯/独联体对话圈”负责人特内斯（Franz Thönnes）指出，德国的外交政策“迄今以合作为指向”，而现在，“安全问题猛然上升到了优先考虑地位”。

正是社民党人不能不有被当头打了一棒的感觉。尤其是在该党的外交政策专家那里，“通过接近达至转变”这一策略被视为是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附加成分。该策略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保守派政治家们则强调必须实行“以价值为取向的外交政策”，从而与非民主国家之间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

至2015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已经一年。

柏林的重要性增加

不过，谁要是以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彻底搅翻了这一立场，那就错了。社民党籍的外长施泰因迈尔和基民盟籍的默克尔总理的观点最多只有细微区别。原则上，俩人很快都呼吁实施谈判和经济制裁并举的双重战略。绿党也赞同这一战略。

刺耳些的声音暂时只是在左翼党那里才能听到。该党的左翼称亚努克维奇政府在基辅的倒台是一次得到了西方的容忍甚或策动的“法西斯政变”，抨击实施制裁的联邦政府是“经济战争贩子”。左翼党是联邦议院内继续反对制裁俄罗斯的唯一政党。不过，对联邦政府在诸如今年2月的明斯克停火协议的谈判中所作的外交努力，左翼党也发出了赞扬之声。

发生危机以来，德国在外交上的重要性明显增长。但是，在对柏林危机处理赞扬的同时，人们不能不看到，柏林还远未制定出针对俄罗斯的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