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戒毒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对年轻的于小姐来说，吸毒就是为了从每天繁重的工厂劳动中得到解脱放松。她常常和朋友在下班之后把自己锁在宿舍，享受在“另一个世界”的飘渺感觉。“如果我有钱，我就用来买白粉。50块钱一小包。”小于说。两个月前她被警察抓住了。现在她坐在另一个工厂――戒毒所的工厂，和上百个和她一样有毒瘾的妇女一起生产旅游商品。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站在旁边监视。

美丽的云南位处中国西南，那里有宽广的河流和茂密的热带雨林。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与罪恶的金三角接壤。中国的稽毒专家称其为抗击毒品的“前沿”。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每年有数以吨计的海洛因，鸦片以及其他形式的毒品被偷运进中国，一部分再从中国被运往西方国家。今年4月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呼吁开展打击毒品犯罪的“人民战争”。

上百个戒毒者在强制戒毒中心的水泥操场上喊着“一二三四”练习走队列。这个戒备森严的戒毒所位于昆明市郊。5500名“瘾君子”在这里进行为期3到6个月的强制性戒毒。男性戒毒者都被剃成了平头。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深色运动服。这里使用的语言简洁而带有命令式。当一群男性戒毒者在操场上走队列的时候，一位戒毒所管教在前面高声命令说：“站直了！”戒掉毒瘾的方法在中国是军队式的纪律加上大量的劳动。

每天小于坐在小马扎上手工制作旅游纪念品6到8个小时。坐在小于身边的几个身穿桃红色运动服的姑娘刚刚16岁，但是她们的脸看起来却已经显得很老。工作的时候她们的眼睛一直看着地，没人说话。“每周我们准许对外通一次电话，”小于小声地说，“大多数时候我是打给在四川的母亲，有时候也打给在昆明的朋友，他们会来看 我。”探视者和戒毒者在管教人员的监视下在会客大厅谈话。“我们特意没有在探视者和戒毒者之间安装玻璃屏风。”戒毒中心的负责人沈杰(音译)说。

昆明的这个戒毒中心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长久以来在北京方面看来，毒品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毒瘤。在中国几年前“瘾君子”们仍然被看作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吸毒者不是罪犯，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非法的。”云南公安厅副厅长孙大虹说。

2004年中国警方总共抓捕了273000名吸毒者并将其送入强制戒毒所。位处昆明的戒毒所是中国最大的戒毒所，也是条件最先进的。戒毒者在那里接受中西药药物治疗，以缓和戒毒期的疼痛感。戒毒所的墙上悬挂着醒目的标语：珍爱生命，拒绝毒品。戒毒所还为戒毒人员编写了鼓励戒毒的歌曲。

但是治疗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效的。来自湖南的30岁的小陈已经是“三进宫”了。他吸食海洛因已经有10年的历史。“这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难适应了。”小陈站在车床旁一边磨着一块玉石一边说。每天他从8点工作到18点，星期天休息。以前小陈每天都要注射两到三次海洛因，每个月花在毒品上的钱达到几千块。这一次他是不是真的能彻底地戒掉毒瘾，小陈说不知道：“关键是在于我自己，看我自己能不能达得到。”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没有钱也没有机会接触毒品。那时候中国人最可能上的瘾也只是和朋友一起去小饭馆喝上瓶“二锅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毒品也跟随着跨入中国的国门并四处泛滥。注射海洛因，吸食可卡因，服用摇头丸，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能深陷于毒品而不能自拔。

毒品的种类也不断翻新。今年中国警方新确定的毒品种类比去年多了60％。“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毒品种植地和加工工厂都在邻国，我们对此无可奈何。”一位姓孙的警察说。毒贩在云南销售1公斤海洛因就可以获利10万元。在广州的价钱更是云南的3倍。为了获取利益，毒贩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藏毒携毒，甚至不惜吞食用安全套包裹的毒品小包，通过人体携毒。

许多被送到戒毒所的吸毒人员因为吸毒虚弱得已经不能行动。“很多人都有肝病，咳嗽或者发烧的症状。”军医田大夫说。由于长期注射毒品，不少吸毒人员腿上都是针眼，甚至已经开始发炎。最大的安全隐患还是艾滋病。这座戒毒所中20％的戒毒人员都是HIV阳性。注射吸毒是传播艾滋病的最重要的途径。联合国卫生组织称，到2010年中国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会达到1000万。毒品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伦理问题以及社会问题。

小于没有被感染上艾滋病。她吸毒有半年的时间了，还没有采取过注射的方式。她至少还要在戒毒所呆上两个月。她小心翼翼地说：“我被抓住了可能是件好事。”除了母亲和朋友，没人知道她有毒瘾。“等我出去了，我再也不吸毒了。”小于说。说的时候她手里正在编一个挂坠，上面的字样是个大大的“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