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 190611 Interview CPJ Joel Simon

德国之声：西蒙先生，您如何定义记者这一职业？

乔尔·西蒙：简单的说，记者的职责就是收集并传播对公众有意义的信息。做这类事情的有专业记者，也有公民。而后者是一种发展趋势。

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今天公民记者的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新闻工作不是一种需要许可证的职业。谁都可以成为记者。我们的组织所保护的不仅仅是专业、主流媒体记者的权益，也包括独立记者以及公民记者的权益。

写博客的人能够自动成为记者吗？

博主们可能是记者。我们会以一种普通人的直觉做出判断。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博主是不是记者，我们就会先看他写的博客。我们会看该博客最初的语言版本。我们会观察他是在怎样的上下文关系中写文章，然后对该博客的功能做出评断。基本上我们总是能够很快的认定一位博主到底是不是记者。

不是所有的博客都可以被看作为新闻工作。但是有许多博客确实充当了这一角色，他们符合我们对新闻工作的理解，所以其作者也会受到我们的保护。

2009年时您曾经说过，博主正"站在网络革命的前沿"。他们同时也站在现代新闻工作的前沿吗？

那时候博客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是能让公众参与到新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种媒介。我们今天已经又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有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Youtube视频网站以及其他社交网络，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网络革命赋予了公民制度性的权威，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新闻工作中来。他们散播知识，向公众提供信息的能力得以制度化。但是这样的公民记者不会取代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位置。专业新闻工作者是在职业教育中形成的，他们身后是大型的新闻机构以及讯息来源。

我们需要专业记者。他们能够和公民记者一起相互补充。当我们必须要面对新的收集信息的来源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时，我们是能够从中受益的。

在您的"监狱普查2010"中，您记录了145名被关押记者的命运。其中69人是网络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博主。网络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您的组织的工作性质，保障记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毫无顾虑的工作？

如果您仔细的观察一下其中的具体个案。您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博主都是因为发表了他们的言论而被关进监狱。他们发表的是评论。在专制社会中，没有让人公开表达自己观点、批评政府的官方渠道。所以这些人决定写博客，同时又利用了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受到攻击的政府很快就做出反应，意识到这种新的公民记者行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他们对其给予反击。

中国和伊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他们逮捕记者的数目比其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而公民在一个专制制度下，收集以及散播信息能力的增强，确实能够对执政层产生威胁。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在北非以及中东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执政者总是不断用新的手段予以报复，以此维护自身的政权。

我们把2009年从伊朗的绿色革命中，以及最近几天从叙利亚传来的视频和图片作为例子。当时许多人通过把手机视频上传到Youtube的做法让世人知道了女学生内达（Neda）被杀害的命运。如果没有这些把视频放到Youtube上的人以及博主们的行动，伊朗境外的专业媒体根本无法报道此事。他们现在也无法就叙利亚的最新情况进行报道。

你说的对，但是叙利亚的例子更加明确的表现了公民记者的活动极限在哪里？专业新闻从业人员无法从现场发来报道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只掌握了非常零碎的，关于叙利亚局势的信息。我们对全局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所掌握的都是一些细小的信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我们也无法找到其中的关系。我们无法考证，也无法理解这些信息。

叙利亚政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阻碍国际媒体对该国局势进行报道。叙利亚的媒体让所有其他国际媒体都失去了发言权。而公民记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出现填补了一些空白，虽然他们在此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反应叙利亚国内现状的信息。但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仍然比较片面，比较零散，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谁能更好的报道侵犯人权的现象?--一个像博主一样的公民记者还是一名身后有强大新闻机构支撑的专业记者？

我觉得，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博主们的受众群几乎总是一个特定的公共群体。他们所涉及的这种群体对他通过博客发表的特定话题感兴趣。与此相比，传统媒体的受众群更为广泛，他们直接向社会大众发布信息。博主以及其他公民记者的报道会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启发。而后者能够向公共大众展现更加全面的报道。

公民记者能够融入到新闻事件中，作为事件的一部份悄悄的将它记录在案，并予以发表。这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是一种新型工具，其价值不可估量。公民记者在此能够改善并提高主流媒体机构的新闻专业素质。

专业记者的职责是收集、考证、评估并发表信息，而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持中立。但在面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时，难道他们不是应该也保持中立吗？专业记者什么时候应该像公民记者一样，理所当然地站到当事的其中一方。

记者本身有许多种。专业记者中也有许多明确表明立场的人。他们将记录侵犯人权个案，声讨肇事者视为己任。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事实出发。我们必须永远愿意接受新的信息，并在将其发表之前进行比较以及考证的工作。这是专业记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客观性和公正性不是适用于所有记者。当然有许多媒体机构非常注意这一点，但也有许多媒体机构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

无论如何，记者之所以有责任报道侵犯人权的现象，是因为其中的新闻价值。不是每个觉得应该保持中立的记者在报道关于人权的话题时都必须自动放弃他的中立性。

网络革命对于新闻自由和人权报道来说，究竟是威胁还是机会？

两者都是，它首先是一个通讯技术的革命。我跟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一现象的人交谈过。那个时候人们讨论的对象是电报、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每一个让人类能够更加迅速有效的进行交流的媒体都为新闻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记者今天所掌握的技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方式。这自然也会在经济上带来深远的影响。但这最终会趋于正常，因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固有的冲动，驱使他们去获取并传递信息。这种冲动不会变。也许媒介会发生变化，但是记者的基本职责不会发生改变。

尽管有脸书、推特以及博客的存在，世界仍然需要专业新闻记者？

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记者。记者的数目以及种类正在发生改变。制度化的新闻机构面临危机，因为其经营模式面临危机。但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他们身边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基本需求有增无减。不断扩大的网络加强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愿望。

我们作为记者，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同时，我也认为像专制政权、犯罪团伙以及武装组织这样的群体会动用一切力量阻碍记者从事他们的工作。

采访对象简介：乔尔·西蒙是全球保护记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执行主席。这个由记者发起成立，为记者维权的机构于诞生于1981年，总部设在纽约。该组织通过为记者维权保护新闻自由，保障他们可以没有顾虑的从事报道职业。乔尔·西蒙作为专业媒体人经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以及《世界政策季刊》上发表文章。

采访记者：Sandra Petersmann 编译：任琛

责编：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