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撰文谈“中国农民调查”获奖

一，《中国农民调查》获奖，是对九亿无声无助的中国农民的关注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日，柏林。一个令我激动、令有良知的中国人振奋的日子。这一天，二零零四年度“LETTRE—尤里西斯世界报道文学大奖”揭晓，英、法、俄、西、中、德、阿拉伯七种语言的七位评委，从全世界各地区过去两年内出版的报道文学著作中，挑选、比较、评价，最终把本届大奖赛的首奖以及五万欧元奖金，颁给了由中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写作的《中国农民调查》。那个柏林深秋的晚上，出席盛大颁奖仪式的数百位嘉宾，屏住呼吸，聆听了该书第二章中“一切，发生在五分钟之内”一节。一个陌生的中国地名“小张庄”，和那里发生的村干部恶霸五分钟之内令对苛捐杂税略有怨言的村民四死一伤的悲剧，震动了所有人的心，并通过无数传媒传遍了世界。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获奖，在于它揭示了九亿中国农民今天的真实处境。并解答了一个悬置于全世界人们心中的疑问：中国的经济“起飞”靠的是什么？那些把中国城市打扮得五彩缤纷、一派光鲜的“银子”，是从谁那里搜刮来的？遍地忽忽窜起的摩天大楼底下，一转眼铺满了全国的高速公路底下，纸醉金迷的夜总会、歌厅、酒吧和引擎轰鸣“F1”赛车场底下，是一块血肉浇铸的地基——九亿农民被无数苛捐杂税吸尽的血汗。这是那枚神话般的“中国月亮”漆黑的另一面。《中国农民调查》揭示出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如此“不公”：当城镇居民每年的人均收入超过了一千美元，他们的年税赋只有不到五美元；而农民苦干一年的收入，只有四百多人民币（我甚至羞于说出五十美元这个数字！），却不得不被各种官方捐税夺走近一百五十元！乡、村干部横行霸道加横征暴敛，连义务教育的“义务”也要农民自己负担。村里稍通文墨者，受不了此等豪夺而上书上访，招来的结果已如前所述，共产党土豪劣绅才懒得继续意识形态时期的“批判”、或者用所谓法治的“拘押”和“判刑”，他们干脆带了狗腿子上门，一把刀将你捅了，甚至杀人后连血淋林的匕首都不藏，只往办公桌抽屉里一扔。在这个共产党制度就是黑手党制度的天下，老百姓除了忍气吞声还能怎么样？我说“黑手党制度”，一点也不过份。细读此书就知道，中国农民苦不堪言，并非仅仅因为中、下层干部天良丧尽，他们敢于肆无忌惮地作恶，完全是受到中央政府的教唆和纵容。这盏可怕的绿灯就是：中央政府停止发给县、乡以下政府机构运作的费用，却在一笔拿走自己要征的款项后，把征税的权力下放给下层政府，任由他们向农民开刀，征少了自己少花，征多了也无须上缴。这样，中央省了钱，喂养“父母官”的代价，却完全摊在了农民头上。且不说下层官员都有塞满无数臃肿机构的七大姑八大姨要养，就是没有负担，又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攫取别人血汗的机会？中共之大恶，就在于毁掉人性和常识里发自天良的限制，而全力鼓励人赤裸裸放出其贪婪和肮脏。想想当年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口号，是怎样把几千年教化养育出的中国人心毁于一旦的吧！多么简单，只要把地主拉出去毙了，你们就能获得代代梦想的土地。难怪血腥的红旗下，能那么快汇集起一支邪恶的大军！

八十年代初，农民曾在四、五年的短暂时间里，得到过一点经济利益，但接下来，就是长达近二十年的持续盘剥，以至今日许多农村的日子甚至比六十年代初还难过！在我看来，剥夺农民，是一场中国官方蓄谋的犯罪：当中国城市里的抗议之声，比较容易被国内和国际媒体关注，从而对政权的“形象”和中国“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时，农村的分散和偏远，却逼使农民在惨遭迫害时，不仅无助而且无声。这一大群“人”，分辨不出面孔、名字、性格，最完美的形容是“肉”、或“大地”。“九亿”是一个大得多么抽象、多么空洞的数目。他们甚至没有死亡，因为他们从未存在过！

《中国农民调查》甫出版，就在中国热销。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天良尚存的一个证明。感谢作者，在资讯封锁之中，在黑手党驾轻就熟的肉体消灭阴影下，通过三年艰苦的实地调查和写作，把大地撕开了一道裂隙，至少泄漏出了“无声者”深埋地下的一丝呻吟。中国政府挂在嘴上的“生存权”，由九亿活不下去的农民证明了何其虚伪！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现实中何等不公！人们由同情而感慨，由感慨而激愤，那追问自然而然：“谁之罪？”和“谁是最黑的资本家？”此书的被禁止发行，倒也可以被视为罪犯的一种不打自招。我是把这本书直接推荐给“LETTRE—尤利西斯奖”的人。这本书的获奖本身，对每个参与推荐过程的人，是一个格外的奖励！事情是这样的：最初，我更关注有关中国爱滋病患者的题材，但由于没找到这方面的成书，旅居美国的杜女士遂向我最先提及《中国农民调查》。我立刻觉得，这是击中中国现实靶心的著作。但到那时我还没有这本书，为了找到它，杜女士向她的亲戚朋友到处询问，直到她住在北京的姑姑答应为我去买盗版。七十多岁的老人，先买了一本寄往我的英国住址。后来发现地址上写错了一个字母，怕我收不到，又去买一本寄来。即便如此，她们还是怕书被当局截住。杜女士又上网“紧急求助”，并获得了住在美国的一个网友（后来才知道是在美国经营溪流出版社的王女士）的帮助，把她手里的原版寄给我。最后，我一共收到了三本书！那些日子，我被这些从未谋面的热心人深深感动了。虽然事关一个奖，但我相信，没人哪怕一分钟想到钱。全部的努力，只是为了感到自己在帮可怜的农民们一把。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要这样做，心存一点古老的“侠义”之气就够了。与此无价之宝相比，五万欧元算得了什么？

二，《中国农民调查》获奖，是对世界性自私、冷漠、玩世不恭的回击

“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我写了一首短诗《一九八九年》。诗的最后一行“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曾令不少朋友大惑不解。其实，我要写的，正是对他们眼泪和震惊的惊讶——“天安门”之前那么多政治灾难的记忆哪儿去了？对几千万受害亡灵的记忆哪儿去了？比死亡更触目的，是遗忘。“六四”不止是一个事件的名称，它凸显出的是一种人的处境：无出路的、绝望的、不变的、甚至——空洞的处境！

但我其实并不知那绝望的深度。我十五年前写下的话“用不了多久，哭过的人们，又该嘲笑那些还笑不出来的人们。。。”恐怖地变成了现实。《中国农民调查》写出的中国，有一系列命名：“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我称谓的）“黑手党专政”。德国“南德时报”的记者问我：“为什么城市人对农民的痛苦无动于衷？”我不得不回答：“因为他们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是的，这三个词，画出了今天这个世界的肖像。在中国，权力游戏中贯穿的赤裸裸的欲望，污染了社会生活、以及人性的一切层次。连当年同样插过队、挨过批判、痛恨政治专制的老朋友，也还没“阔”脸就变了，一个区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一辆桑塔纳轿车，就能把一个人的良心“买”走，还吼得出口号似的“我就是拥护共产党！”我说的是朱伟。更早些见了面，说话还略有含蓄，隐隐尚存廉耻之心。到两年前，大约终于被自己的自相矛盾压得太累了，或者自己终于把自己说服了：知道这辈子也就值共产党赏的那顶顶子、那车子、那房子，于是话也就说白了。不敢砸自己的饭碗，那取消心理不安的捷径就是认可现状。既然认可了，为什么不努力攀爬权力上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占据有利地形？他们不是不知道农民的痛苦，就像不可能听不见下岗工人、城市被迫拆迁户的哭嚎。但，那正是他们“拥护”的！共产党的成功，应当首推造就出这样一种彻底无耻的“理想主义者”！那片土地上，布满了识时务的“俊杰”：那些海外竞争中的被淘汰者，摇身一变成为光荣的“海龟”，怀揣外国护照周旋于官场，开口“爱国”，闭口“民族”。他们标榜鼓吹的“祖国”，正像他们（她们）给自己贴金的“名门之后”，是当不得真的。最终，还得露出站柜台卖相出身的俗胎贱骨，“海龟”也无非一种王八而已！那些打出国际硬通货旗号的“新左”，振振有词地谴责贫、富国之间的“不公平”，却对身边举世最黑的资本家保持沉默，甚至曲意维护，好象一个还没加入的WTO就是令农民二十年来一贫如洗的罪魁祸首。那样的“诗人”，竟在听到别的诗人将被官方以“色情宣传”罪名抓捕时，脱口说出“活该”二字。那样的“艺术家”和“知识份子”，什么时代了，还在翻弄“保尔۰柯查金”、“切۰格瓦拉”这种历史骷髅，还把毁灭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吹捧成“英雄”，投机也不至于如此昧着良心吧？为什么当我坐在老朋友们的大房子里，环顾装修得雪亮的四壁，听着价值数十万元的音响，却突然感到内心空空、无话可说？当年那些热血青年哪去了呢？有人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辩解如此的无耻肮脏，但，别人那时还没有一种制度范本，那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呢？你们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可偏偏要坚持坏的，只因为你们在坏制度中更方便谋私利。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八十年代的中国那场历史正剧，以如此丑陋的闹剧收场，也算一个不值得一写的文学主题！

我强调的是，世界性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谁看不见到处明摆着的双重标准呢？一边是伊拉克，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场以“人权”名义进行的战争，英、美等西方国家堂而皇之扮演着“正义的化身”；另一边是中国，西方政府、大公司、大投资者，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去握中国政府那双同样在屠杀中沾满污血的手。其原因无非“利益”使然。利益一，未来市场的诱惑；利益二（也许现实得多），确保已经投入中国的亿万投资。现实就能够荒诞到如此地步：西方资本家比共产党更害怕中国“不稳定”。他们需要共产党的专制，来保护其投资，为此不顾尴尬对中共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年把人权和贸易脱钩；现在对禁书、镇压法论功不置一词，是同一个逻辑。当中国共产党成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我的诗“现实，再次贬低诗人的疯狂”，比起这个世界是否太缺乏想象力了？问题不在别处，恰恰在所谓西方“民主”本身：“民主”有没有原则？它自己是不是一个原则？如果只有双重标准，谁来决定用哪个标准？如果只由当权者根据一己私利掌控一切，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有无本质的区别？是否这“民主”正在变成独裁？中国农民的血汗钱，第一被中国贪官吸走；第二让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分赃；第三透过西方的就业、工资、福利系统，渗入西方大多数人的肠胃，变成政客们梦寐以求的选票。世界就这样被“买”了。每个人就这样参与了分赃集团。自私的沉默、冷漠的无动于衷、玩世不恭的逐臭作恶——人性之沦丧，莫此为甚！

三，《中国农民调查》获奖，给每个人提出了问题

一九八九年以来，作为中国诗人，我参加过不计其数的诗歌节、文学节，那里的“政治”题目，几乎是为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特设的。听着西方诗人侃侃而谈别处的、他人的、与自己无关的“政治”，我常震惊：人们怎么可能如此视而不见自己眼前的处境？所谓“反抗”，离开反抗自己所在的现实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当脚下的现实其实直接衔接着那个“远方”？当我读到有些中国流亡者对西方政策的一味奉承，也不禁想，这些人的独立思考哪儿去了？“反共”是否一定意味着“亲美”？难道我们非得从追逐一个官方转向追逐另一个官方？“政治”，是每个人对自己现实的态度。说到底，就是对自我的态度。它就在这里、脚下。这每个个体之内的“处境”，远比“冷战”式的群体意识形态深刻，也无须冠以“中国”、“伊拉克”等等异国情调的名称。这深度，能把刚刚结束的“冷战时期”、正在谈论的“东、西方冲突”等等包容进来，使之成为人类共通的经验。“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这，就是所有人的汇合点。

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这思考也回到了文学上。文学，必须有深度。必须以追问人之处境为前提。通过剖析自身的“不清白”，而保留一点良知之美。这是文学的信用。它的必要性，正被这个自私、冷漠、玩世不恭的世界反衬出来。我们被人性的黑暗浇铸成一整块，也或许，只有借助各自感受的没有出路的窒息，来彼此慰籍吧。《中国农民调查》让我知道，还有人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此我深深向作者和参与推荐这本书的朋友们致谢。

（杨炼于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