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中国电影节采访《盲井》《盲山》导演李杨

德国之声：李杨先生，您的第一部电影《盲井》在德国电视台播放过。第二部《盲山》有没有在德国影院正式公映？

李杨：还没有。"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的中国电影节算是一个特殊的活动。在电影节上放映这部电影不算是在德国公映。目前这部电影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上映过，之后会在法国、德国等国家上映。去年10月底《盲山》在广东公映，这是一部艺术电影，不属于美国或者中国式的大片，它不像《满城尽带黄金甲》或者《集结号》能有那么多的拷贝。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也就是说，艺术片就是在大片没有的情况下跑到某个城市演一演。

德国之声：您觉得《盲山》在非华语地区上映的时候，观众观看的效果和您的预期一致吗？

李杨：基本是一致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各民族文化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但是人的感情是一样的。我们讲一个故事有其时代背景、文化背景，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在中国，但是相同或者类似的事情在其它国家也发生过。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懂（这部电影）。这个故事讲的更多得是人面对暴力、残忍、不好的事情时候的态度。沉默就是苟同。德国纳粹时期发生的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暴行难道只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吗？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吗？所以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体无意识"。大家都认为买人是对的，没老婆买一个人有什么错呢？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大家有眼睛，但是却看不见。这就是"盲"。盲和瞎是有区别的。盲是视而不见，是心理的东西；瞎是生理的问题。为什么用"盲"呢，奥妙就在这里面。

德国之声：您在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曾强调，《盲山》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在中国是一种现象，但不是普遍现象。是不是担心会有西方观众认为这就是现实的中国，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李杨与波恩观众

李杨：普遍和不普遍怎么说呢。如果你到医院去，看到的都是病人。你到监狱去，看到的都是犯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的冷漠是普遍的。鲁迅先生就曾经批判中国人的麻木和看客心理。然而这种情况现在还是存在，城市中也有，农村里也有。

少数西方观众可能因为根本不了解中国，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认为中国是这样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毕竟中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让人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觉得不会有人认为这就代表了整个中国。就像中国人看了一部关于二战德国纳粹电影之后不会想到德国人都那么坏。我接触过的德国人大部分都很友好。我觉得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人，不会因为看了这样一部电影就会对中国产生恐惧感。

德国之声：我在看过《盲井》和《盲山》两部电影之后，都是对受害者抱有同情心的同时，也认为加害者有可怜之处。

李杨：这就对了。因为人是复杂的，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也都有上帝。我不信人之初性本善，也不信人之初性本恶。我觉得人之初就是性混沌。人有善的地方也有恶的地方。当一个环境让人的善性能够正常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社会善的一面就会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15、16岁的女孩子用皮带打死人，这就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里，她们的恶就表现出来了。我批判的是人性中的恶。但是人是复杂的，并不是非黑即白。这种电影讲述的是人生中很多时候的无奈。比如说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德贵）看起来好像是个恶人，但是他40多岁了，还是个光棍，他也有权利要求建立一个家庭。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一个人是好是坏，也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多么没有人性、没有人权。按照佛家的说法，人人都是佛，行善即是佛，行恶即是魔。

德国之声：您的第一部电影《盲井》在中国是否已得到解禁？

李杨：没有。我希望可以解禁，但是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德国之声：您拍电影的时候认为每一部电影都应该讲述一种社会问题，承载一种社会意义吗？

李杨：这刚好是我反对的。我反对把电影变成一种寓教于乐的工具。我的电影没有承载任何一种社会责任，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的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观众可以自己去判断。我反对宣传片，反对在电影中给观众讲道理。

德国之声：您拍摄电影的方法带有很明显的纪录片的特点。您觉得您和同样喜欢纪录片拍摄手法的导演贾樟柯和张元有什么区别？

李杨：答案很简单。我就是李杨，他就是贾樟柯，他就是张元。区别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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