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与政治：纠缠不清的150年

1914年圣诞夜：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和德军士兵达成了一次未经授权的停火协议。这一圣诞和平夜从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的伊普恩（Ypern）开始，延伸到整条西部战线。双方部队纷纷将阵地装点打扮一番，互换礼物，还踢了一轮足球。

1938年4月3日，德国队与当时有“梦之队”之称的奥地利队进行一场比赛，以庆祝“政治结合”，而事实是纳粹德国当时吞并了奥地利。马蒂亚斯·辛德拉尔（Matthias Sindelar/图左）率领奥地利2：0获胜，并在一堆纳粹政治党人面前疯狂庆祝。同年，辛德拉尔还拒绝代表德国队参加在意大利进行的世界杯。1939年，他被发现死于家中床上。死因：一氧化碳中毒。

体育界反纳粹力量的另一标志是斯塔特足球俱乐部（FC Start）。这支由乌克兰被强迫服役劳工组成的足球队两次击败德国空军球队。1942年8月9日，他们赢下第二场比赛后，9名球员被关进集中营，其中7人身亡。据说，球员们在之前就知道赢下对手意味着怎样的后果。

1953年11月25日，匈牙利在伦敦温布里球场迎战东道主英格兰。两队当时都被认为是世界顶尖球队，而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场比赛也很显然被视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普什卡斯（Ferenc Puskas/图左）率领的“社会主义者”6：3击败了“资本主义者”，并让英格兰人90年来第一次在主场落败。

世界足球史上最知名的一对“冤家对头”无疑是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直至今日，双方之间的对撞总能碰出许多火花，而这一切都有其历史根源：1939年到1975年的军政府统治期间，皇家马德里是独裁者弗朗哥将军的“宠儿”。而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巴塞罗那则一直被视为左翼阵营的俱乐部。

1969年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引发了战争：萨尔瓦多战胜洪都拉斯的结果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双方都有人员伤亡。两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积怨已久，而这一事件终于成为引爆点。萨尔瓦多出兵入侵洪都拉斯，这场历时100个小时的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在2000到6000之间。

就在同一年，足球却在非洲达成了停火的效果：阵中拥有“世纪球王”贝利的巴西桑托斯队在尼日利亚城市贝宁（Benin）进行一场友谊赛。为了看贝利踢球，内战各方都放下了武器。不过桑托斯队的飞机刚离开，他们就又打成一片。

豪尔赫·魏地拉将军（Jorge Videla）掌握阿根廷统治权的时候，该国已经确定将主办1978年世界杯。不过，有些球员依然对残暴的军政府表达了反对的声音。比如曾随德国队赢得1974年世界杯冠军的布莱特纳（Paul Breitner）就呼吁拒绝与军政府高层将领握手，而荷兰队干脆全队向后转，背对那些将军们。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足球是对抗这一政策的最重要催化剂。以抵抗运动领袖人物曼德拉妻子命名的“温妮曼德拉足球俱乐部”当时是被追捕的政府批评人士的庇护所。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之后，南非国家足球队成为所有国民心目中的重要身份认同象征。

五年内战让科特迪瓦满目疮痍，当时刚刚拿下世界足球先生头衔的国家队前锋德罗巴（Didier Drogba）建议，将与马达加斯加的一场比赛放在叛军首府布瓦凯（Bouaké）举行。5：0的大胜如同是为和平协议签署举行的一场庆典，仅仅几周之后，政府和叛军就在同一个球场共同举行了销毁武器仪式。

1998年，美国队和伊朗队在法国世界杯上“狭路相逢”。德黑兰的宗教领袖们试图把这场比赛渲染成“真主子民”与“邪恶撒旦”之间的对决。但比赛之前，伊朗球员们却向美国小伙子们送上了鲜花，大家还肩并肩的合影留言。

在1982年到2002年之间，经历了苏联入侵、内战以及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基本与足球无缘。直到今年夏季，阿富汗领土上才进行了第一场正式足球比赛，时间是2013年8月20日。而仅仅三周之后，阿富汗队就获得了第一个国际赛事冠军：南亚杯。

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但是，当波斯尼亚队今年获得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参赛权，从而首次成功进军世界杯决赛阶段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族群都为此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