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徘徊在毛泽东与资本主义之间

几乎没有一张中国钱票上没有伟大主席的头像。毛泽东去世27年了，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所不在，至少在中国人的钱包里。这些钞票不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印制的，而是在4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它的50周年诞辰之际。也许有人会觉得荒唐，因为不是毛，而是他的接班人邓小平高呼“致富光荣”的。

伟大的主席对中国现代史上许多残酷的篇章负有责任，这些篇章至今也未能得到清算。但是，他在官方的历史书里，在中国人的心里，占据着一个固定的席位，尽管中国今天的日常生活跟他的意识形态遗产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从25年前开始，中国实验着市场经济。在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共产党领导人给予了人们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候的个人自由。民众利用着享受着这些自由空间。文化革命中处处强调政治第一，经常到了歧视人格的地步。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政治已经是过去时了。谁要想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谁就会去尝试做个私营企业家。

62岁的郑卓立（音）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在经济特区深圳靠他的机械厂和房地产业挣钱。他强调说，“挣得很辛苦。”

“我在1982年从一辆拖拉机起步，我花200元买了这辆拖拉机。我用它来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沙，石头，等等。每车我收5元，但为此我要从河里挖石头，搬到路上，搬到车上。您想知道我有多少员工吗？只有我和我的妻子。我就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郑氏企业价值约7000万欧元。尽管从来没有得到过共产党的帮助，但他要入党。随着共产党在去年11月党代会路线的修改，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郑是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私营企业家之一。但他拒绝把他称为资本家。他说，他跟以前的资本家的重要区别是，他不是继承一切的大地主，他没有剥削任何人。

他说：“尽管我是私营企业主，但我不剥削任何人。我的财产有几亿元。我是个富人，但我每天工作16至17个小时。我比我的任何员工都工作得辛苦。从外面看我是个私营企业主，但实际上我是在参加建设，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

当毛泽东1949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他让人们没收了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大地主们被迫害，许多人自杀。今天他们又得以登堂入室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事关政治上的生死存亡。要想保住统治地位，它就必须扩展它的基础，接纳所有社会上的重要集团。因为：今天经济现实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之大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

郑先生认为，接收私营企业主入党是正确的政策。中国决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他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国内唯一有影响力的力量，“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

中国人振作起来了，今天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尽管官方的言论仍然说的是反话。事实是：今天许多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最近几年里有能力买住房，买汽车，或者出门旅游。而且至少在自己家里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尽管经济上是那样的自由了，媒体始终还受着控制，国家安全部门仍在监视着政治异见人士，基督徒仍在遭受迫害，法轮功信徒受到刑罚，每个月至少有100个人被处以死刑，一些妇女怀孕八个月了还要接受打胎，中国距离法制国家仍然非常遥远。政治上的发言权，自由或甚至秘密投票选举仍然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切，抱怨的人很少很少。

谁要是从西方第一次到中国来，多半会问，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这里有证券市场，有星巴达咖啡馆，麦当劳快餐店。但这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险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把社会保险压在个人的肩上。

如果说邓小平的口号是“致富光荣”，那么新领导人的口号就应该是：“不能自理者活该。”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许多中国人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那个无阶级社会的梦。

（凯尔斯汀.洛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