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君特.格拉斯：作家的功能

德国之声：国际笔会大会这是第三次在德国召开。这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格拉斯：前两次我都参加了，包括20年前汉堡那次。每次我都作了开场发言，两次都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框架下。20年前这个国家还是分裂着的，就象整个欧洲都是分裂着的那样。讨论的一部分还受到东西方对立的制约。只是慢慢地显示着维利.勃兰特描绘的图画，即21世纪的问题不再是东西方冲突，而是南北方冲突。在现在的形势下，笔会的国际性，全球性显示得比20年前更清晰了。

德国之声：您怎么看大会的议题？

格拉斯：我在我的报告里说，我们始终经历着没有和平的时代，有时感觉轻一点，有时感觉重一点。我们在欧洲这里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爆发了和平，直到塞尔维亚冲突爆发。我们在这里生活在两大强相互恐吓之中，即东方强权和西方强权，在核威胁的上面。这是一个虚假和平，同时，在全世界爆发着次战争。我试图在我的发言里说清楚，这种无和平状态是如何跨越时间持续着的，以及还有其它的可能性，比如通过食品工业的统治。有美国康采恩存在着，他们统治着庄稼种子。现在他们有能力，通过只适用于种植一季的种子使全世界人民对之产生依赖。这种观点也是一位象维利.勃兰特（我非常尊敬他）提醒我注意的，他说，饥饿也是战争。不仅仅是可以描述的、在文学中留下踪迹的武器暴力，而也包括这种在饥饿中延续着的，在全世界增长着的静悄悄的可怕的过程，在一个整体上说变得富裕了的世界上。

德国之声：文学能缔造和平吗？

格拉斯：我们不能过于夸张自己。我们拥有长期慢慢地给人的意识带来变化的可能性。作为例子，我愿意引用的是欧洲的启蒙过程：不仅是启蒙运动的作家们，无论是伏尔泰还是迪特罗，立即受到了审查。他们的兄弟们是在过了很长一段休息期后才终于贯彻了他们事业：在各国，在不同的国家，在各地区各不相同。在欧洲的有些地区，启蒙直到今天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带来变化，但目标是改善事物。我很怀疑：多半是那些意识形态家，他们出现了，他们说，最终有个终极目标：满足的人，社会主义的人，“美国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消费让人幸福――这一切我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扭曲，这是我所不愿意去坚持的。

德国之声：您认为作家在全世界都在完成着他们的任务吗？

格拉斯：我不能这样笼统地来判断。有笔会这样的东西存在，有相互间的关心存在，比如“狱中作家计划”组织，我觉得很了不起。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笔会存在的必要性。受迫害的作家、被囚禁的作家、被杀害的作家的数量在增加。而我们知道，笔会的努力是成功的，经常跟国际大赦组织一起，去解救，去减轻刑期，去促成出境许可。也包括拿出计划，比如德国笔会做的事：在家乡受到迫害的作家可以来到这里居住，可以获得一种奖学金，可以在这里立足。这是团结的事业。我知道，我用了一个老套的词，但它始终具有它的意义。我相信，作家间的团结始终如一的充满着效力。

德国之声：怎么看阿拉伯伊斯兰作家们？

格拉斯：是的，这些当然也适用于这些作家。去年我去了两次也门，在那里会晤了阿拉伯语作家，由此而确认，人们今天在阿拉伯国家拥有的问题正是我们在欧洲作为19和18世纪的作家所拥有的问题。比如分离教会和国家的要求，这在阿拉伯国家至今不存在。在欧洲可以说这点已经基本得到了贯彻，虽说这里也有国家，有的正在这方面倒退，有的还没有完全贯彻。我看到了，这样的过程是多么漫长的事，尽管如此，这在分离教会和国家的要求在阿拉伯国家也是一个必要的要求，这也是作家的任务之一。

德国之声：德国是东道国，全世界作家来这里作客。不久后的世界杯，“全世界来朋友家作客”。但这里有很多移民，他们中间也有作家，他们对德国极右主义的增长感到不安。

格拉斯：从政治上看，极右势力在德国还是孤立的。有其它一些国家，比如您看法国，勒庞，极右党进入了政府，尤其在法国南部。在意大利，菲尼的后法西斯党跟贝鲁斯科尼一起统治了近十年，在波兰发生了有害的事，现在的政府得到两个右翼党的支撑。德国的NPD，除了短时间在州议会里，从来没有参与政府。但是，我们当然有极右主义，它也表现出了暴力倾向。这不仅是警察应该反而对之的任务，这也是一个居民思维方法问题。尤其是，这种残忍的极右主义得到了政治家们不负责任的和蛊惑性的言论的促进。比如，斯托伊贝尔在巴伐利亚提醒注意德国人民被“种族洗牌“的危险，这种用词使右翼极端分子中的暴力倾向者找到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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