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國「老68」如是說

（德國之聲中文網）「我來柏林的時候，柏林已有無數馬列主義組織。很多大學生已參加過多次學習培訓，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學過工人運動史等等。中國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其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德國1968年發生的學生運動，給德國社會帶來了持續至今的深刻影響。這批大學生，後來在德國就被簡稱為「老68」。這場運動，深受中國文革的影響。戈特弗裡德‧施密特（Gottfried Schmitt）今天就還保存著一本《毛主席語錄》。為準備接受德國之聲採訪，他事先就把這本書從書架上找了出來。書架上滿是文學書籍和大本藝術畫冊，毛澤東與畢加索、賈科梅蒂「並肩」為鄰。這本《毛主席語錄》保存得還相當好，是1968年中國第一次出版發行的袖珍版。

戈特弗裡德‧施密特介紹說：「毛澤東思想，而且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當時之所以令我們很感興趣，就是因為從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上來看，它是要在共產黨內部嘗試推行不斷剝奪當權派權力的模式。簡而言之，就是要不斷革命。因為即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還是存在形成官僚主義當權派的趨勢的，有了這樣的官僚主義，其實就等於是恢復了過去的資產階級統治結構。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而我們在柏林也能親眼看到東德這個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是怎麼一回事兒，那確實不是造反精神十足的年輕大學生所嚮往的社會模式。」

從弗萊堡步步走向世界革命

這位昔日老師、今日雕刻家把《毛主席語錄》放到茶幾上，向記者簡單介紹了他的成長過程，介紹他是如何從德國南部弗萊堡一個小資產階級牧師家庭來到當年西德學生運動的重地——西柏林的。就像當年很多思想偏左的年輕人一樣，在冷戰巔峰時期，他拒服兵役。他為長見識而出國旅行，回國後即被憲兵當作逃兵抓獲，直接就被送進兵營。他堅持拒服兵役，開始讀大學，後來爭取到以服役時間更長的民役替代兵役的機會。他服民役的單位是博登湖畔的一家精神病院。他在那裡因為參與組織罷工，而被罰調到圖賓根市，最後他被迫逃到了西柏林。西柏林當時屬於非軍事化區，不實行義務兵役制，因而也不用服替代役。

他在西柏林遇到很多堅信世界革命的志同道合者。不過他很快就意識到，字面上講的，不能全信。「有人就像對待聖經一樣，把毛主席語錄一字不差地刻板詮釋，這也有挺可笑的一面。對雞毛蒜皮的小事，毛澤東也能給你個大道理，這也可以說是不乏一絲幽默吧，不過照直搬用是行不通的。」至少對戈特弗裡德‧施密特來說是行不通的。直到今天，他對德國當年左派運動中的派系鬥爭依然深感遺憾。他說：「當年各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吵，真是鬧得你死我活似的。正統毛派見不得溫和派，溫和派又和親莫斯科派合不來，如此等等。有些人當真得不得了，都有些可笑了。可笑過後，隨之而來的當然就會是自我批評、反省了。人們開始自問，值不值得僅僅因為對某些東西的詮釋不同而毀掉個人之間的友情，因為大家的大方向其實是一致的，只是詮釋不同而已。」

參加工會工作 不搞宗派主義

回顧那段時光，戈特弗裡德‧施密特略為鬆了一口氣地表示，幸虧他當時打工，才避免了思想變得極端。為了勤工儉學，他在柏林一家出版社打工，從車間包裝工開始，一步一步做到文稿編輯，不過他並不是光顧自己的人。「我當然也參加了那兒的企業工會小組的工作。我們也試過向工人同事開展宣傳工作，但都碰了一鼻子灰。你要是跟他們說，我們知道你們應該怎麼做就可以變得幸福，他們就會打手勢說『你腦子有問題啊』，告你才不是這麼回事兒呢。在企業打工，使你的思想被所謂的普通人以很實際的方式就給矯正過來了。從那以後，我就決意不再參與那些搞宗派一樣的各種小組了。」

儘管理論和實踐如此脫鉤，德國很多左派人士還是非常贊同極端形式意即字字當真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戈特弗裡德‧施密特認為其原因也在於當年那些大學生對亞洲的實際情況瞭解甚少。他說：「當時在亞洲，也就是說在中國、越南、寮國、柬埔寨這幾個國家的實際政治情況，我們只能從中國推出的政治宣傳媒體上瞭解到。那就像每一種政治宣傳機器理所當然都會做的那樣，基本上都會屏蔽掉真實情況。宣傳機器不會告你中國有多少人被關進勞改營，又有多少人喪生。我們其實對此一無所知。要是我沒記錯的話，當時西方主流媒體對此也是不瞭解的。但無論如何我們是犯了一個錯誤的，那就是過於輕信，過少從批判性角度去刨根問底一下。當時由中國駐東柏林大使館運到西柏林，而且都是用大卡車運來的那些宣傳材料，顯然是經過操控的。」

氣憤 但無出路

你可以感覺到戈特弗裡德‧施密特的內心很矛盾。從感情上來說，他依然還是傾向革命的。當今世界的情況，一如當年那樣，讓他感到非常氣憤。他說：「當我看到非洲兒童在由『文明』社會生成的工業垃圾堆積起來、冒著煙火的垃圾山上挖尋、剝離可利用的廢銅爛鐵的圖片時，我就會覺得這情況比19世紀的還要糟糕。儘管19世紀有童工問題，但對今天成千上百萬的兒童來說，他們的境遇更可怕、對生命威脅更大。」他堅信：「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今天依然有效。如果今天重讀《資本論》，你會發現，馬克思有關剝削的分析多麼精闢透徹，即便今天的剝削已經國際化了。」不過，他對俄羅斯、中國、柬埔寨所實踐的曾讓人信以為真的共產主義革命，卻已不抱任何幻想了，因為人們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他表示，馬克思雖然正確地指出了這個世界病在什麼地方，但迄今所有試圖將馬克思的想法付諸實踐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

留下的，只是內心的分裂與糾結，戈特弗裡德‧施密特後來的生活道路就是其見證。就像當年的許多同路人一樣，他的政治活動也給他個人以及他的職業生涯帶來了影響。由於他曾是一次示威遊行的責任登記人，所以在他讀完日耳曼學和社會學以後，沒有得到國家公務員身份的教師職務，這是他多年以後有機會翻閱自己的檔案時才得知的。後來他去過阿爾及利亞，希望能找到另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模式，但不久以後便失望了；再後來他曾在監獄工作過，幫助刑期將滿的青少年重新回歸社會；他也曾在一家匈牙利大學教德語、在德國一家職業學校當老師；最後，他越來越多地轉向藝術創作。今天，他是一名雕塑家，定期展出自己的作品。對此，他表示：「我想創造一些能保留下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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