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翻譯專家科赫在中國工作的日子

德國之聲：您是什麼時候去的中國？

科赫：我在1978到1980年期間去了台灣，那時我已在大學裡學了兩年漢學，所以去台灣繼續學習語言。大學畢業後，我於1985年去了上海復旦大學，呆到1987年。1992年到1996年我作為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派出的專家在天津外國語學院任教。1998年我又在北京做了幾個月的培訓，之後就再沒有到中國去了。

德國之聲：在中國的這些年間，您感到中國都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科赫：上海在90年代的變化很快。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剛到德語系時從德國帶了一台電腦，後來還幫德語系從德國買了一台電腦，這也是他們的第一台電腦，因為那時中國的電腦非常昂貴。而一年後，我的先生卻在中國買了台電腦帶回德國。因為就在這短短時間內，中國市場上電腦的供給和性能都大大改進，價格也很便宜。

德國之聲：您覺得變化這麼快的原因是什麼呢？

科赫：中國人很多，當某個人想到了一個主意或一個產品時，就有很多人去迅速地付諸實踐。例如街道的建設等，如果人們決定要做一些改變和更新，就會非常迅速地實現。

德國之聲：作為教師，您同中國人肯定有不少接觸。您對他們有些什麼瞭解，對他們所關心的事以及對未來的設想有些什麼瞭解？

科赫：我已經有10年沒有去中國了，但我和以前的學生們還一直有聯繫，因此也可以知道中國近年來的發展。90年代的時候，中國的學生們非常希望到外國學習進修或生活。但近些年這種趨勢漸弱了。許多人看到中國國內的機會，德國有些停滯不前，而中國國內則有很多發展機會，充滿活力。很多以前的學生都回了國並找到很好的工作。

德國之聲：您怎麼看中國教育體制的發展？

科赫：高考取得高分的人並不一定是最優秀的學生。學業中還要有其它的能力，社會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等都是之後工作時需要的，僅有專業能力是不夠的。我認為教育體制有些過於呆板，規定過多。像在自然科學領域等需要學習和背誦很多內容的學科，中國學生往往比德國學生優秀。而涉及到獨立思考、創新力、反應、解決問題的能力，中國學生就比較弱。欠缺自學、解決和研究問題的能力。

德國之聲：有沒有什麼人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科赫：有，比如復旦大學的一個老師，他在文化大革命時境遇很糟，被送去勞改。後來他在復旦大學與曾經批鬥過他的一個年輕人一起共事。他原諒了這個年輕人，還和他保持著友好關係。我覺得這樣做需要很大的勇氣和度量-去重新接受一個敵人，甚至和他成為朋友。這位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還有很多人和事給我印象深刻。我覺得中國人能去面對去適應很不好的處境。比如在80年代的上海，一個房間可能住了5個人，學生宿舍一間房住8個人。這在德國是不可想像的。

德國之聲：中國那時也處於變革時期，當時氣氛如何？

科赫：我92年到天津時，仍能感到一些89年運動的殘余。學生要接受軍事訓練。對外國人教學內容也有一些限制。比如，我們不能慶祝聖誕節，不能講關於聖誕節的內容。教學內容經常變化，我們有一種不安全感，學生也是一樣，有一種不信任感。在天津等發展較慢的城市，如果同計程車司機聊天，能知道人們有不少不滿。一些企業缺乏資金而停產，工人則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但也有些人克服了不滿情緒，開始自謀出路，比如作個體生意，而另一些人則被動等待。

德國之聲：學生們談論89年的事情麼？89年後，復旦大學的首批新生好像要做一年軍訓。

科赫：是的。但是大家對89年的事談得很少。我至今也看到，許多人並不知道當時真正發生了些什麼事。除了北京外很少有人清楚當時的情況。那時也沒有網路等渠道，只有一些官方的報紙或電視媒體渠道。如果不在場，就很難知道那時的事情。政治方面，許多學生即使不是不感興趣，也至少是不清楚。對民主沒有經驗，也沒有政治經驗。

德國之聲：人們有沒有恐懼感或不安全感？

科赫：這我很難說。85到87年，也有一些小規模學生運動。但我感到，大家對民主的理解不盡相同。對有些人而言，民主就意味著是食堂的飯菜多點選擇。對於另一些人而言，民主更多地關係到中國的國內事務，比如對待少數民族、西藏、新疆的方式等等。對於民主的要求是單方面的，漢人要求民主，但是對於少數民族卻又不民主。漢族對少數民族有一種驕傲的態度，認為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我曾到過內蒙古，能夠感受到一些蒙古族人就有受壓迫和不被認可的感覺。我們還去過西雙版納旅遊，也有類似感覺。漢族人很驕傲，但對於少數民族文化根本不瞭解，也並不真正感興趣。人們缺乏自省，自己提出的要求，也應當適用於其他人，不能只為自己爭取。

德國之聲：您會用什麼詞描述那個年代？

科赫：90年代是"覺醒"與"變革"的時代。天津等城市還比較慢，但北京和上海非常明顯。那是覺醒的時期。人們開始嘗試，有人開始從國外回來，帶來投資等。

德國之聲：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開始崛起，但也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您在中國的那個年代，主要看到哪些社會問題？

科赫：比如大型國有企業停產，不給員工發失業金。天津也有退休人員得不到退休金而出現過騷亂。潛藏的失業問題是當時的最明顯的問題。與此同時，社會差距開始拉開。有些人變得富有，建了自己的工廠。有些人有 "關係"，其他人則沒有，於是開始形成社會差距。而現在的社會差距更大了。希望有所成就的壓力從小孩子時就開始了，壓力越來越大。

德國之聲：作為德國人，您有些什麼感受，人們的態度友好嗎？

科赫：我在天津時，整個城市大約只有三四十個外國人。有10到20個外國人同中國學生和老師一樣住在校園裡。天津不像北京和上海有外國人集中的區域。我們很自然同其他中國的同事和朋友一起生活，只是我住的房子可能比較大一點。我認為這很舒服，讓人忘掉自己是在國外生活。我生活在小區裡，熟悉周圍買菜的商販和店家，和附近的居民也認識，互相打招呼。熟悉之後就有一定的歸屬感。語言也是一個重要的融入其中的因素。

德國之聲：在中國的生活對您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科赫：我在那裡生活了好多年。回到德國渡假時，我感到自己開始學會不需要很多的錢就能夠過得滿足。我會想到我的學生們每次搞點慶祝節日時，也就是包包餃子，買些飲料，因為他們也沒什麼錢，花費很少卻很有樂趣。但在德國大家就會組織得很周全，必須要很特別，總是要花很多錢。那種不需要花很多錢就能感到開心，找到樂趣的感覺，我認為特別好。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可能消費比德國還厲害，這也是比較大的區別。

德國之聲：您還能回想起初次到中國的情景嗎？

科赫：80年代的上海同70年代的台灣有些相似，許多自行車、摩托車，小店，小街道。我從上海機場坐計程車去飯店和學校。街上行人和自行車那麼多，我簡直覺得計程車快要壓著路人了，不過每往前開，人群就分開來，開過以後，人群又合攏了。這情景到現在還歷歷在目。中國的人之多讓我印象深刻。比如等公共汽車。車來了，車裡車外都是人，人群一擁而上，而我自己還站在車外。三次擠不上車後，終於才明白，必須去擠才行。這真是與眾不同、帶些冒險感的經歷。

德國之聲：您希望再去中國看看嗎？

科赫（中文）：我希望明年去中國。

作者：傅悅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