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與俄美關係

問：「九一一」之後相關的問卷調查顯示，許多俄羅斯人希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能夠對莫斯科解決車臣問題的手段更多一些理解。是這樣嗎？

舒爾茨教授：當人們談論到西方時，一方面是國家之間的區別，另一方面就是政客，媒體以及公民之間的區別。美國和英國對車臣問題基本上是持批評態度的，因為他們對北高加索地區事件的評判不能依照客觀現實的標準。而與俄羅斯接壤的一些西方國家——或者出於經濟合作的原因，或者因為文化交流更多——能更好的理解莫斯科方面在車臣地區的行動。

問：德國呢？

舒爾茨教授：德國屬於第二陣營，雖然對車臣問題意見分歧也比較大。媒體對於俄羅斯的報導是負面的，甚至可以說他們熱衷於報導這個國度的發生的可怕事件。有關車臣的正常生活和地區穩定的報導只是三言兩語，因為他們覺得而那些關於恐怖襲擊和侵害人權的報導更「賣座」。

然而德國人對於俄羅斯認識的並不只是負面的，對此感興趣並願意思考的德國人認為，車臣事件並不像一副黑白圖畫那麼簡單，而是非常複雜，很難去尋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從政治層面上來看也分成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深受俄羅斯恐懼症的困擾，害怕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藉口車臣問題來抨擊現任的政府，而另外的一個陣營則認為西方國家需要一個經濟上強大、政治上穩定的俄羅斯。

問：如今的聯邦政府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

舒爾茨教授：在施羅德時期定位分明：俄羅斯是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合作夥伴，因此對俄羅斯內政方面的批評非常有節制，其成果便是換來經濟上的大型合作項目，比如說波羅的海的天然氣管線。

而梅克爾對這種雙管齊下的政策則持懷疑態度：一方面，她迫於本黨派和自民黨方面的壓力，要對俄羅斯的內政持批評態度，另一方面，自從她執政以來，也把改善德國經濟狀況方在首位，她也認為德國經濟的發展也並非和俄羅斯方面全無關係，總體來說：德國在車臣和人權問題上並非中立，但是表現出理解。

問：許多人權分子和對政府不滿的俄羅斯政客警告人們說，俄羅斯總統普丁利用「國際反恐」作為藉口來開脫其在車臣的行動，這種擔憂確實有道理嗎？

舒爾茨教授：這種憂慮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車臣這個話題在俄羅斯社會重要性已經消退。首要原因在於，普丁讓衝突「車臣化」，即表面上看，是車臣的地方政治家管理著這個共和國，所有的鬥爭都是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莫斯科和以往一樣對車臣所發生的事件負有責任，但同時也與此劃清了界限。

而另一方面，現在是其它事件對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議會選舉以及普丁繼任者的問題。

問：「九一一」之後最大的規模和最嚴重的恐怖襲擊發生在俄羅斯，這中間有關聯嗎？

舒爾茨教授：中間肯定有聯繫，但並非很清楚。基地組織的活躍賦予車臣衝突另外的一個思維方向。原先是反叛者追求車臣獨立，而現在是宗教和民族問題則充當了決定性的角色。可以這樣說，俄羅斯國內的衝突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恐怖主義已經國際化。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國際化與其說是「九一一」立即造成的後果，不如說是之後產生的效果。很有可能，這種國際化不管有沒有「九一一」都會發生。

問：「九一一」之後俄羅斯加入了「反恐聯盟」，俄羅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從此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嗎？

舒爾茨教授：「九一一」之後俄羅斯加速成為了國際政治舞台上的精英。此前俄羅斯一直被是被邊緣化的角色，但是「九一一」之後西方國家認識到，一些國際衝突沒有俄羅斯就難以解決。

問：「九一一」之後曾經有一種看法，認為俄美兩國基於反恐的共同利益將會改善關係，並且兩個大國在蘇聯解體之後在前蘇聯地區不再作為競爭對手，事實如此嗎？

舒爾茨教授：「九一一」之後兩國關係立刻得到了改進。美國要在中亞駐扎空軍，俄羅斯方面接受了，因為美國承擔起了在該地區同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恐怖分子和毒品運輸做鬥爭的任務。但是美國並不滿足於僅僅以「武夫」的形象出現在該地區，而試圖對中亞地區，比如喬治亞和烏克蘭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施加影響，克里姆林宮对此無法容忍，於是競爭又開始了。

而最終使得俄美關係惡化的是「霍朵科夫斯基事件」。石油大亨霍朵科夫斯基的被捕被美國認為是壓制民主、侵犯私人財產的象徵。華盛頓與莫斯科的團結很快就瓦解了。

我不認為這兩國關係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得到改善。兩國之間總有新的問題出現，比如說對伊朗問題的不同看法。但是美國也意識到，俄羅斯對解決這種衝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各種對話將會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