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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 序

2011年5月5日

嚴家祺,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與高皋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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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後半葉中國歷史上,「天安門事件」發生過兩次。 30年前,我與社會科學院的幾位同事共同寫了《四五運動紀實》,這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詳細「記實」。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則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詳細「記實」。兩次「天安門事件」都對和平抗議的民眾進行了清場和鎮壓,但不同的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在1976年4月5日「清場」時,雖然打傷了人,在天安門廣場留下了鮮血,但「清場」時沒有死一個人。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清場」,動用了坦克和機槍,造成了數千人的慘重傷亡。
歷史事件可以從近處看,可以從遠處看,可以「拉長或縮短時間尺度」看,可以用「顯微鏡」或在太空中看。從太空中觀察地球表面事物的技術,就是「遙感技術」。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從遠處看,可以劃分為兩部分,一是從4月15日到6月3日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和平抗議運動;二是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的大屠殺。在「六四大屠殺」發生20年後的今天,北京仍把「和平抗議運動」稱為「動亂」,把「六四大屠殺」稱為「暴亂」。封從德《六四日記》一書,一天又一天地、詳細地記述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這兩部分的歷史事實。事實證明,1989年的北京,以學生為主體的、由廣大民眾參加的和平抗議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事實證明,北京沒有發生任何「暴亂」,所謂「暴亂」,是政府對和平抗議的學生、工人和市民的大屠殺。
封從德在「六四」前的專業是「遙感」。 「六四」改變了他的命運、在經歷一連串驚險的逃亡並安全來到法國後,封從德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他自己的話說,他的人生發生了「四個方面撕裂」 他與柴玲離了婚,離開了其他「天安門明星」,離開了他多年希望留學的美國,他放棄了「遙感」、放棄了從事科學技術的目標,進入巴黎索爾邦(Sorbonne)大學宗教學系(Religious Sciences),在道教研究界公認的泰斗級人物、施舟人教授(Kristofer Schipper)的指導下,從事宗教學、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 2003年,封從德獲得了「宗教學」博士學位。讀《六四日記》的《後記》,可以瞭解到封從德到國外後「大轉變」的原因。
2009年的今天讀到《六四日記》,可以發現封從德近幾年來似乎又在經歷一次巨大的轉折。這是從「宗教學研究」重新回到了「現實人生」。封從德認為:「所謂中國精神,就是「當下即永恆」,用孔子的話說就是「道不遠人」,「當下」(here and now)就能找到價值的中心。 」今天的封從德,又像20年前那樣,全力傾注於「天安門事件」,竭盡全力地投入《六四日記》的寫作出版工作。不過,他沒有用「遙感」來觀察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而是在近處、逐日逐時地進行詳細記述。
封從德出身於技術科學,是一位有自然科學基礎的宗教學專家,他能「遙感」的方式觀察中國儒家和中國宗教。但當人們談起封從德時,他的名字還是更多地與「天安門學生運動」、與擺在你面前的這本著作——《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連在一起。
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相比,「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要複雜得多。 30年前,記述「四五運動」的著作只有幾本,而記述「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著作已經出版多本。 《六四日記》是記述「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最新出版的著作,這本書用大量的事實推翻了今天北京仍然堅持的「動亂、暴亂」的不實之辭。我相信,「六四大屠殺」的真相一定會在全中國人民面前得到揭露,中國大地上一定能夠重新恢復正義。

(2009年4月18日,寫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