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一個非理性超級大國的崛起？

（德國之聲中文網）再過幾天，北京就要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的慶祝，包括閱兵和遊行。人們會在這次空前規模的閱兵式上看到一個龐大的武裝組織展示他們最先進的裝備，也能看到跟在裝甲縱隊後方的"遊行群眾"如何向一個領袖效忠，再配合中國官方媒體的宣傳，就不難發現一個超級大國的基本面貌。這最後一點，或許才是中國政府此番不遺餘力地向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所發出的訊號，試圖表明中共政權已經成功領導了一個超級大國的崛起，並且可能跨過蘇聯崩潰的詛咒，在執政70年後繼續穩固。

1. 超級大國

不過，人們有理由相信，外界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本身，或者說，對於中國毋庸置疑地成為一個僅次於美國的一個超級大國後，仍然保持著高度懷疑。這種懷疑是多方面的：巨大規模的經典鵝步和裝甲洪流無法不讓人回想納粹時代的紐倫堡閱兵或者冷戰高峰時期通過紅場的紅軍，就像今年4月的青島海上閱兵彷彿"紅海軍"（蘇聯海軍）艦隊的復活；而近期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危機的陰影更無法不讓人糾結於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

更基本的，當"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久違氣氛重新彌散在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身處北京的人，都能意識到這個70周年大慶本身對日常生活的干擾和與民眾的強烈疏離，讓人無法不懷疑一個缺乏民眾參與和歡樂的國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一個民族國家的復興。類似的，但是從歷史的維度，面對大慶當中強烈的個人崇拜，以及一些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狂熱，任何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都無法不與文革相比較，或者抑制其生理厭惡或恐懼，從而對習試圖統一毛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努力產生懷疑。

而對嚴肅的政治學者和歷史學者或者國際觀察家來說，如果他們還記得即使在同一個廣場接受紅衛兵歡呼的毛澤東生前多次說過的"中國絕不當一個超級大國"，或者鄧小平曾經做出的24字政治囑咐，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受拙、絕不當頭"，就能發現七十年的國慶閱兵和慶祝其最大意義可能在於中國正在迫不及待地展現為一個超級大國，顛覆了毛、鄧時代的政治承諾，也不再是處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夾縫間的有限超級大國，或者鄧時代致力於"悶聲大發財"的成長中的經濟大國。這可能是1949年以來今天中國最大的改變，也是習近平最急於、最樂於向外界表明的，以此增強他在黨內和國際的權力或者影響力。

但是，就如1907年《克勞備忘錄》曾經所警示或開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崛起本身就可能引發一場不可避免的大規模衝突，即如最古老也最現實的"修昔底德陷阱"所呈現的中美對抗圖景，中國的崛起是否可能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相容已經成為美國和國際外交屆最為迫切和長遠的中心問題，兩個霸權似乎都還沒有學會如何相互承認和共處。而這一切，如果要在70周年慶典上尋找答案，似乎並不現實，儘管一些資深政治家們如季辛吉博士在他的巨著《論中國》當中憑借他一貫的睿智和豐富的經驗得出了1949年以來中共毛鄧時代都是理性政治的結論，多少可以讓人感到安慰。這也是更多美國的資深中國通們在最近的公開信中所堅持的立場。

類似的，雖然不否認中美之間可能重蹈類似1962年古巴危機的危險對峙，艾利森對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建議也是以持久談判換取長和平，簡直就是冷戰經驗的翻版。誠然，因為從冷戰高潮的1969年起及早轉向投入美國和西方懷抱，中共政權避免了1989年後的崩潰，且在調整後繼續投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而獲得政權鞏固，並且開始了一個至少形式上的向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政黨的轉型，但是包括艾利森在內的今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觀察家們都拋棄了此前抱有的民主化幻想，同意中國將繼續保持她的威權主義，而不是融入西方，也就是中共所宣稱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一情景，與七十年前新興民族國家紛紛獨立並且其中許多掛著共產主義旗幟的盛況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環顧四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已經寥寥無幾，中國卻繼續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憲法原則和執政指南，不能不說，雖然凸顯了習近平和中共的制度自信，卻也難掩中國在世界範圍的制度孤獨。而作為中國革命的結果，中共政權能夠建政並且存續70年，卻是另一個曾經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幾乎同樣孤獨的共產主義大國--蘇聯輸出革命的產物。這一革命雖然暫時延緩了全球化進程，但是中國依靠1979年後的緩慢轉型逐漸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車，得以成長為新的超級大國，並且將全球化推進到一個全然陌生的階段。

在這意義上，無論毛澤東時代向世界輸出毛主義和游擊戰式革命、還是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都更像是列寧-史達林時代蘇聯長久孤立的回聲，而後者是借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打破孤立、參與到世界政治進程中。因為，如果追溯更為久遠的歷史回聲，就能發現中國長久以來一直陷入"大陸島"的地緣政治困境，通向西方的絲綢之路從來都是充滿動蕩的逼仄險途，西南通道也是艱險低效，為西南化外民族控制，而面向東南亞的海上道路僅僅在宋元朝代一度繁榮，當鄭和下西洋結束後很快陷入明清兩朝海禁的自我封鎖。至於爾後乾隆皇帝接見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直到兩次鴉片戰爭和1900年的庚子之亂，這種長久以來的大國孤立所引發的與國際社會的衝突--國際社會的另一面卻是亞當.沃森(Adam Watson)所說的歐洲主權國家模式的擴展，某種意義上或許正是今天中共聲稱為扭轉晚清以來的孤立和積弱、以民族復興為超級大國目標所呈現的歷史回聲：既堅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主權國家模式作為東亞秩序基礎，又固守儒家天下主義的中國中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演化成一種奇怪和陳舊的大國外貌。

所以，欲理解中共建政70周年以及這一非西方模式可能對世界未來帶來的不確定，就需要從70年執政所基於的中國革命框架，然後跳出去，放在更為長遠的歷史主義背景中，重新發掘引導其歷史發展的所謂隱秩序，一個通過文化基因進行無限競爭和迭代遺傳的歷史動力，以此觀照中國今天的資本主義精神及其代理人中共和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內核。其中，習近平最近幾年反復講的幾個關鍵詞，例如"紅色基因"、"偉大鬥爭"和"不忘初心"，頻率最高，也頗有深意，暗合著相對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的第二期，即第二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毛主義，也包含著更多本土傳統。

只是，這一本土傳統之本體論所要求的，恐怕不合著名中國近代史學家鄒讜生前反復強調的將理性選擇引入黨史研究的方法論，自然也開始跳出季辛吉所經歷和理解的中共政治的理性主義，可能驅動著中國政治的非理性發展，朝向一個非理性的超級大國，而可能掙脫國際社會所期待的新冷戰下未來長和平的框架。

2. 毛主義

在習近平執政將近七年後，已經很少有人再懷疑他不是一個新毛主義者。無論從他有意模仿毛的話語修辭，還是重複毛式的個人崇拜與個人威權，或者傚法毛發動的以公有制經濟和中國製造為中心的"習躍進"、以及躍進失敗後的類似毛在大躍進失敗後發起的社會主義教育的"不忘初心"教育，甚至對"楓橋經驗"的高度重視和新近大談偉大鬥爭，都顯示他有意地以毛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內核、以毛氏的終身執政作為榜樣，並自命為1949年後與毛並列的"偉大領袖"。其"一帶一路"倡議便可看作傚法毛的輸出革命，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實行的全球戰略，升級毛時代中國作為亞、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超級大國，並在歐洲、中亞和中東展開與美國的競爭。

事實上，自2012年秋天習近平宣佈了"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應該統一認識"的論調以來，1979年以來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無所適從，當他們轉向並且努力說好所謂"中國故事"或者解釋中國模式的時候面臨著各種理論和現實衝突，國際社會也從此放棄了此前中國市場經濟可能引發民主化轉型的幻想。對於毛主義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統一、進而與習近平的新毛主義路線統一，人們的認識似乎落後於這位獨裁者的極權主義發展。

即使在過去幾十年林林總總的毛主義研究中，人們對毛主義的理解仍然限於游擊戰（包括全球範圍的城市游擊戰）和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等，中國革命史被簡單化為對莫斯科路線的修正和本土化，即毛澤東思想在1944-45年間中共"七大"的興起--在對日的民族主義戰爭中，毛澤東不僅奪取了全面的領導權，而且完成了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直延續到1949年後的建政，直至今天被習近平重提。

在2019年最新出版的《毛主義：一部全球史》中，以新清史研究著名的藍詩玲(Julia Luvell)把毛主義總結為九個方面： 槍桿子裡出政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婦女能頂半邊天、批評和自我批評、東方紅太陽升、帝國主義是紙老虎、造反有理、與對立面的鬥爭永無停止等，構成一個系統化的強調實踐（行動）和鬥爭的革命（暴力）哲學，充滿領袖崇拜、浪漫主義和自我否定，很大程度上因此在實力相對較弱的冷戰時代，敢於不斷發動與西方、東方陣營及不結盟體系在邊界的戰爭，如北韓、台灣海峽、中印邊界、中蘇邊界和中越邊界，也為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提供了在史達林主義之外的另類選擇，支撐著毛時代的"另類超級大國"。

不過，即使藍詩玲的最新著作也只能解釋毛澤東所代表的本土意識如何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合理化他們的勝利，並不能解釋何以在中國化完成之後中共內部仍然爆發近乎全面內戰的文革，最初和王稼祥、陳伯達等一道樹立毛澤東思想、代表儒家共產主義的劉少奇等黨內官僚集團最終成為毛的敵人。瓦爾德(Andrew Walder)的最新嘗試《毛統治下的中國：一個脫軌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則同樣繼續了一個有關蘇聯社會主義管理體制和中共政黨機器二元體制的神話，並沒有把他最初的"新傳統"假說深入下去。類似的，裴宜理雖然從一開始就難得地試圖以更大的框架找到歷史延續與變遷背後的真正原因，注意到"古老的中國農民造反傳統也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將中國革命追溯到十九世紀例如淮北的捻黨，也注意到當地以士紳為主體督建圩寨的更為久遠的傳統，甚至還注意到了二十世紀河南紅槍會的信仰和儀式問題，知道這些地方力量與會道門和千禧主義的關係，但是很可惜沒有繼續深入，錯失了對中國革命另一條主線的探尋。

3. 白蓮教

而正是這另一條主線，一直延續到毛氏後半生的鬥爭中。鄒讜引述過毛在1971年9月林彪出逃前的講話，毛稱此前50年有過10次路線鬥爭，前5次都與共產國際有關，而後5次則在內部與高、饒、彭德懷、劉少奇和林彪等"儒家共產官僚"們展開。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也表明，他從1958年開始以"三面紅旗"顛覆蘇聯式體制、引發中蘇分裂在先，而1966年發動文革推翻儒家官僚制度的政府和司法機關、高考和教育制度等在後，那麼毛自己到臨終前的十年統治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中共中央已經於1981年以決議文方式徹底否定後，習近平重新肯定並全盤復活又到底意味著什麼？他的新毛主義和毛主義的內核一致性到底是什麼，居然能夠在中國自1911年進入現代社會後屢屢發揮顛覆性的破壞力量？

雖然，毛在1969年後表現出來的功利主義路線促進了中美關係的緩和、且被鄧小平所繼承最終發展出改革開放政策，我個人也曾經以鄧式的極權主義國家化代替毛的極權主義運動來解釋他們之間的傳承關係，但是這一實用性假說卻很難適用在習的路線上，而極權主義國家化在1989-92年後向威權主義國家的轉型後，習近平重啟極權主義運動和國家化的雙重進程還是與鄧小平有著相當差異。至於答案，其實就在習近平提出的"初心"、"無我"等口號之中，如同他的講話修辭刻意模仿毛式口語風格和大量的第一人稱使用，也刻意模仿毛式對中國古典文獻的引用範圍，即集中在先秦與漢、明清兩朝等，呼應著毛澤東晚年對五斗米教的推崇。

也就是說，在這些原本出自佛教用語的政治口號背後，折射著毛主義本身被人忽視的重要一面：從南宋以來的白蓮教政治。這是過去一千年裡中國政治裡平行於儒家政治抑或所謂儒法表裡的政治張力之外推動中國政治的另一條主線，可在今天倍受推崇的王陽明的畢生經歷中窺見，兩者如何相互融合、分裂和對抗，而白蓮教以來直至爾後經歷數次轉型，始終扮演著中國底層政治的主要動員方式。如元末白蓮教在彌勒崇拜和千禧主義的激勵下成為推翻蒙古政權的主力，在明朝則因應王學推動的儒釋道合一興起羅教，廣募士兵、水手和漕工等，以居士為主的白蓮信眾其佼佼者甚至常以（道教的）真人自居，再到1796-1804年的白蓮教起義和1813年八卦教攻打紫禁城，最後一次大規模上升到主流政治並不限於1900年的義和拳，從羅教演化出來的青幫積極加入民族主義革命甚至1925年對上海工人的鎮壓。

另一方面，在這些"起義"的間隔期，在禪宗以及白蓮教本宗之淨土宗浸潤儒家文人的同時，"低端"的白蓮教卻是普通民眾直至今天的日常信仰生活，特別以其祖師茅子元所葬地的金澤鎮為例，積極塑造著民間（白蓮）宗教為動力的城鎮化經濟。這是儒家精神世界之於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的一個平行信仰空間和社會空間，也是有別於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模式下層級化的市鎮體系，卻長期被儒家霸權的中國知識傳統所輕視，更動輒被儒家-朝廷視為危險政治力量，污名化為"吃菜事魔"和淫祠左道，在元、明兩朝都被官府多次嚴禁。朱元璋甚至對白蓮教泛濫嚴重的松江府採取高稅政策，以示懲罰。最近一例便是與白蓮教有許多相似和傳承的法輪功。

而一向精於三教九流之道的毛澤東，顯然深諳白蓮教的末世主義和菩薩崇拜的動員方式，暗合從新教革命中衍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即包含的千禧主義傳統，這或許是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邏輯，都在表面的矛盾論、實踐論和政治經濟學等富有史達林主義色彩的方法論之外，另據其千禧主義傳統而產生出中國特色的群眾路線，在1925年上海工人運動失敗後以底層民眾為主要動員主體，即白蓮教底層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化。其革命路線區別於德國、蘇聯式的工人革命，土地路線也區別於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在與莫斯科派的競爭中勝利後最終與代表儒家倫理的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儒家主義和務實主義的路線先後發生根本衝突，儘管毛主義的路線路線長期得到儒家共產主義者的擁護執行、此種衝突也並存在毛和習的個人思想內部，經常發生搖擺。區別在於，毛或自知而習恐不自知。

至於其關聯或傳承，除了文革時期的個人經歷，宗教學者如張彥(Ian Johnson)在其《中國的靈魂》一書裡歸諸後毛時代中國人的信仰真空和宗教復興，他還親身觀察和記錄了習從正定以來對佛教的連續和特別的關注。此外或許沒有更多公開證據表明習和白蓮-淨土信仰的特殊聯繫，但是白蓮所本之淨土宗作為在普通百姓中傳播最廣的漢地佛教宗派，無疑地便可視為白蓮教-底層政治的土壤，這是任何一個篤信毛主義群眾路線的領袖都不能不認真面對的。何況近年來這一淺白的佛教甚至以北京龍泉寺的現代傳教方式在社會精英人群中得到廣泛傳播，而本土佛教總體上還被中共當作牽制外來基督教發展的競爭性宗教予以大力支持。

雖然宗教學者傾向於中國漢人的信仰無論儒釋道都關注共同的魂魄問題，無關一神教的超越，從而在理論上和起源上難以與原始的薩滿做絕對的區分，那可能解釋北方民族如蒙古人和滿人與漢地的融合其程度之易，酷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但是相對於儒家的實用理性傳統，以義和拳為例證的白蓮教的非理性主義似乎根深蒂固，且白蓮教主導的過去一千年的歷次底層起義無不被中共視為政治正確、符合其階級鬥爭的革命理論，那麼這種非理性的底層政治傳統一旦克服了儒家倫理的桎梏而登堂入室，便可能形成新的白蓮教政治。

例如義和拳運動一度對儒家們自我革新的努力——洋務運動造成嚴重挑戰，置帝國於前所未有之危局，而今則完全可能進入新興超級大國的意識形態內核，再次放棄儒家技術官僚們數十年改革開放的制度性成果，從內部劫持一個列寧主義政黨，重複白蓮教長久以來深為儒家所憎恨的「夜聚曉散」高頻開會模式對黨員們進行控制和洗腦。然後，這一二十一世紀的白蓮教政治將以「白蓮教左派」的面目出現，區別於保守的儒家官僚，也區別於世界範圍如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新著《資本和意識形態》中所描述的所謂「婆羅門左派」——另類的左翼精英階級，後者面對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無力給予這一現代白蓮左派以民粹主義的空間，且混跡於全世界範圍的民粹主義浪潮，形成世界範圍2.0版的紅衛兵運動或3.0版的義和拳運動。

如果幸運的話，中共黨內或有儒家繼續抵抗，如溫家寶一般離任之際發出文革可能再來的警告，那麼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內部的非理性傾向或許可以得到遏制，例如毛主義政權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理性和實用主義。否則，如果儒家官僚和文人們都被禁聲、邊緣化或依附化--如明末崇禎皇帝時期的袁崇煥或者李自成身邊的牛金星等，且白蓮教底層政治尋找到新的形態或寄主而復興，抑或儒家官僚們至多也像王陽明時代的儒生們一般，雖盡全力還是受儒家自身侷限而難以挽回朝代衰落，如同今日技術官僚們困在新自由主義的窠臼內，那麼出身紅衛兵的領袖其個人意志便成為國家保持理性與否的關鍵了。

接下來，如果一個類蘇聯崩潰的末世主義論調還在繼續，那麼世界很難期望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願意接受現有秩序的合法性從而維持穩定，而當一個古老的非理性政治傳統死灰復燃，一個新興超級大國崛起後採取競爭性的姿態來對待現有國際秩序，從聯合國憲章、人權宣言到核不擴散等等，那麼當年克勞備忘錄所標注的德國式的外交革命以及隨之帶來世界的不穩定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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