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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假如疫情中國死亡30萬人,中共會怎樣?

鄧聿文
2020年12月17日

針對美國新冠疫情死亡超過30萬人,中國官媒最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新冠肺炎)死亡30萬人的是中國,會發生什麼」。時評人鄧聿文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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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eking Mobile Coronavirus-Teststation
資料圖片:北京的核酸檢測采樣車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Xinhua/J. Huanzong

(德國之聲中文網)12月14日,美國疫情死亡人數突破30萬,這充分說明川普政府抗疫的無能和失敗,也說明美式民主在應對這種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方面存在一些體制性弊端,對此無須辯護。巧合的是,這一天也是選舉人團認證拜登當選、川普败選的日子,美國民眾用選票對抗疫不力的川普做出了懲罰。

疫情中失去母親的美國「大哥」

對於美國疫情死亡超30萬人,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提出了一個假設的問題:假如情況倒過來,有30萬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是中國,會發生什麼?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好,有挑戰性。美國和西方的疫情,常被中國官方和官媒以及不少民眾拿來奚落美西民主、反證中國體制和模式的優越性。胡的提問表面上和這種論調不同,實則反守為攻,也要表達中共的極權模式就是比美西民主體制強。用他的話說,30萬人是個極驚人的數字,然而美國平靜度過了這一天,川普政府根本沒提這事,拜登雖提了,但引不起特別的全國性反思。

可為什麼還說胡錫進的這個問題問得好?通過胡的自問自答和他對假想中的西方對中國的批評與攻擊,可以看到,他本想為中共鳴冤叫屈、反擊西方,卻不料在反擊中暴露出了中共極權體制的本質弱點或者脆弱性,即害怕批評,害怕出錯特別是出大錯,一旦出大錯,政權恐有傾覆之憂。

胡錫進說,假如中國因疫情死亡30萬人,美西方一定會做以下五點:會比當年攻擊蘇聯車諾比事件更猛烈地攻击中国,把它說成是人禍而非天災;將中國的「體制黑暗」往死裡罵;對中國人權的攻擊將達巔峰;瘋狂否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給中國做政治上已經「病入膏肓」的定性,甚至公開支持中國的地方動蕩;動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的念頭,對中國政治體制發動「總攻」,試圖一舉壓垮中國,消除中國崛起的「威脅」。

暫且不論胡的說法對與否,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就是如果這死亡的30萬人是中國,那麼用他的話講「情況一定會比今年1、2月疫情在武漢暴發時糟糕得多,中國會成為西方輿論絕對的眾矢之的,而且受到的壓力將不僅僅是輿論層面的」,這點他講對了。不僅僅西方輿論,全球輿論可能都會對中國發生如此大規模公共衞生危機且無力制止它蔓延的所謂「深層政治原因」嚴厲深究,窮追猛打(胡錫進語)。這個其實不難理解,真出現了此種事情,肯定是「深層政治」出現了問題。何況,在輿論戰場,本來是西強中弱,被人掘地三尺,被動挨打是很正常的,且也怨不得人家,誰要你的政治有問題呢。

同美西方或者全球輿論比,國內輿論更會沸反盈天,群起咒罵和攻擊中共,還記得李文亮事件方方日記所導致的群情激憤的輿論效應嗎?假如疫情死了30萬人,相信將會是這兩件事的百倍效果,無論中共怎麼下令控制,都摀不住蓋子,會引起民意的極大反彈。

但這不是說,美西方輿論強,它們的政府出現這樣的問題,就不會挨批。今天美國疫情死亡30萬人,感染人數超1500萬,美國主流媒體天天在轟川普,它們罵自己的政府好像比罵中共還多。中國的輿論包括官媒和民間輿論,不也把美國罵得不亦樂乎,起勁攻擊美國的民主制度?甚至美國人也在說自己的民主制度在應對疫情上存在很多問題,效率不如中國的專制體制。因此,至少在承受挨罵和批評這點上,美西民主比中共專制要強過不知多少倍。

確實,中國抗疫的成功(用得上「成功」這個詞)讓中共對這套專制模式自信了不少,民眾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認可也增強了很多,西方對中國1月的武漢封城和嚴厲的抗疫措施也加強了理解,至今雖然仍有批評,但比起早先來弱了很多,這使得中共在同西方的對抗中,更加不能容忍西方的批評和攻擊。這種不容忍別人的批評也存在中國民間,對美國和西方的輕視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程度。一種制度、一個政權是否真有韌性、雅量和強大,衡量標準之一是看對待批評的態度,不管這種批評是所謂善意還是惡意。

以此衡量,中共顯然在合格線之下。中共不但容不得西方的批評和攻擊,也容不得自己「子民」包括黨員哪怕是善意的批評,包括對領袖的「妄議」。這種情形並非現在才出現,而是一直如此,只是習近平上台後進一步得到強化。一旦有誰在公開場合批評了中共,非議了領導人,動用專政工具對付之,輕得警告噤聲,重則像任志強一樣被大刑伺候,然而,天下鴉雀無聲並不表明就沒有矛盾和不滿,不過是掩耳盜鈴罷了。

除害怕批評外,不能出錯尤其不能出現習近平所謂的顛覆性錯誤,也是中共這個極權體制不如西方民主的脆弱之處。從胡錫進的前述假設看,西方如果借疫情死亡30萬人猛攻中國的「深層政治」乃至對中國動軍事施壓的念頭,中共怕的就是政權被顛覆。我們從來還沒有看到哪個西方國家或者如印度、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整天把國家安全掛在嘴上,擔憂外界干預自己的。

習近平最近將中共的政權安全列為國家安全之首,這或許是針對拜登上台後可能對華發動的的人權和價值觀外交,但是應該看到,保政權安全不只是應對外部的威脅,更有對內部不滿和反抗的警覺和防範,可以說中共對人民,從來是防民甚於防川。因為害怕人民起來反抗,和民主國家對照,我們就發現一種看似「奇怪」的現象,即中共表面上對它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求都非常嚴格,有著嚴厲的負責制。比如這次疫情,中共的各級領導和幹部都「奮戰」在防疫第一線,不控制疫情別想喘口氣,據不完全統計,以防疫不力而被撤職和受處分的官員達幾千人之多,包括湖北和武漢兩級書記。這在美國和西方似乎完全不可想像。美國疫情這般嚴重,好像沒有看到多少官員在一線的身影,更沒有官員因防疫不力而丟官,川普甚至隔三差五地去自己的高爾夫球場打球,渡周末。於是中國的官媒和輿論流行一種說法,美國的官好做,沒有壓力,不關心民眾生命,民主制度重視人權是假的,中國的官才是為百姓著想的。

這裡的確有兩種制度在處理民情上的做法差異。西方實行的是選舉制,選舉過後民眾對官員的制約壓力就不直接,不滿意的話只能通過下次選舉,就像川普败選。這使得西方民選官員選上後可以暫時「偷懶」一下。而中國的各級官員不是民選的,天然存在合法性不足,也就時刻存在讓民眾滿意的政績壓力,理論或邏輯上就得通過努力服務去討好大眾,此即所謂為人民服務是也。但這樣一個處理民情上的做法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害怕出錯,尤其不能出大錯,這是一個不能出錯的政權,一旦做得不好,讓民眾不滿意,引發抗議,就有可能動搖政權根基,對中共就是如臨大敵的事情。

在這次抗疫中,中共之所以採取極端的封城等舉措,讓它的幹部立下軍令狀,怕的就是死人太多無法交代,動搖政權軍心。可以想像,如果像胡錫進假設的死30萬人,其後果不知比美國死30萬人嚴重多少倍,後者雖然對美國的民主也造成了一些損害,但也就是換個總統上台,不會有政權被顛覆之虞,而中共必定是政權的大震蕩,它時刻憂慮的是這點。

所以,伴隨宣傳上「討好」民眾的(實際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是對民眾的警惕、不安和政治高壓,以防因出錯而導致社會的普遍不滿進而可能出現的政權顛覆。

可以說,中國成功控制疫情,最多只能說中共這個體制有它的某些長處,但它害怕批評,害怕民眾力量的覺醒這種脆弱的本性卻是作為一個極權政權與生俱來、無法消除的。胡錫進們把中國這些年的崛起以及此次抗疫說成是中共專制比西方民主好,不過是為它塗脂抹粉,自我欺騙,讓中共廢除輿論管控,允許人們自由批評政府、自我結社、自我治理試試,看看中國會發生什麼。從這個角度說,儘管中共看起來很強大,但仍是一個脆弱的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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