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習近平為何要做第三份歷史決議
2021年9月6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8年中共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曾被許多人認為是出台第三份歷史決議的恰當時機。因為在改革進入第40個年頭、動力已經衰竭、社會對改革和中國未來發展出現重大分歧的情況下，通過歷史決議的出台過程，廣泛檢討改革出現的問題，最大程度地消弭社會對改革的分歧，凝聚共識，為改革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然而習近平沒有這樣做。
根據中共政治局最新會議精神，11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將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不論兩月後的六中全會還是明年通過這樣一份歷史決議，從時間上來說，也比較恰當。在建黨百年之際，討論中共的發展成就和歷史經驗，是總結過去，開闢未來。這樣，第三份歷史決議要做的就不僅僅是針對改革開放40年的檢討，而涉及中共百年歷史風雲，時間跨度更長。
從百年史的角度評判過去，展望和規劃未來，既有優勢，也有缺點。優勢是，能讓評判者更好地認識歷史發展的脈落和走向，因為歷史跨度足夠長，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更深更透，從而讓未來少走彎路少犯錯誤，但前提是，評判者要尊重歷史，有反思精神，從善如流。缺點也因歷史跨度長，評判者對歷史的取捨就會有自己的偏好，這未必能正確總結歷史，若是從歷史經驗中得出錯誤結論，對未來就將貽害無窮，以後糾錯要花更多的時間成本；此外，時間跨度長，亦容易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抹殺歷史的細節和單個事件的重要性。
中共歷史上的兩份"決議"
對歷史經驗的重視，可能是中共區別世界其他執政黨的一個特點。中共百年來顫顫驚驚從歷史中學到許多經驗教訓。它曾做出過兩個歷史決議，第一份是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在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上作出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二份是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份歷史決議，前者是針對中共成立到1936年這段時期歷次政治和路線鬥爭的經驗總結，批判的主要對像是當時對毛澤東已構不成太大威脅的王明的教條和宗派主義，確立了毛和毛的思想與路線在中共黨內的統治地位。此時毛掌握中共權力，成為黨事實上和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已有6、7年了。
後者是針對中共建國以後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段時期的歷次思想、政治運動和路線鬥爭的經驗總結，重點是十年文革，也對中共建國前的30年進行了重新評價。它批判的主要對像是毛澤東，把文革發動的主要責任算在毛身上，並在政治上徹底否定了文革。但對毛的評價"三七開"，錯誤為三，功勞為七。鄧未能做到像蘇聯的赫如曉夫鞭屍史達林一樣徹底否定毛，他的這種對毛有保留的歷史態度是服務於中共的合法性和當時鄧繼承中共最高權力的實際需要的。赫氏否定史達林並不會對蘇共的合法性造成太大損害，因為蘇共還有列寧這個主要的合法性來源，但毛是中共的主要創黨人，中共的天下是在毛的領導下打下的，否定毛勢必在歷史合法性上就否定了中共自身；另外，鄧也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毛一個時期的親密戰友，否定了毛當然也就把他接掌最高權力的合法性否定掉了。而且，此時鄧的第三次復出時間尚不足三年，在權力基礎上，他沒有45年的毛地位穩固，作為毛的精神遺產的繼承者的華國鋒才剛在六中全會上被迫辭去黨主席職務。鄧做這個歷史決議是要批評以華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左派勢力。
習近平同樣重視歷史，想從中共發展的歷史經驗中尋找執政資源和支撐。十八大後不久，他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要求黨員幹部重溫的第一篇重要文獻就是第二份歷史決議，以後也多次就中共的歷史問題發表過意見。他現在發出做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的訊號，動機是什麼，要達到怎樣的目的？
習之所以選在中共建黨百年、全面小康社會建成的這個時刻，而不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2018年做一份歷史決議，首先看中的，可能是建黨百年這個特殊時點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意義。
中國人重視一些特殊日子的紀念，有逢五小慶、逢十大慶的說法。從慶祝的角度說，100年的歷史當然比40年更值得慶祝、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更具說服力。何況，在改開40年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只能把重點放在這40年，雖然於此時習也做了5年總書記，官方也宣佈中國進入新時代，但鄧小平畢竟是官方賜予的改開"總設計師"，改開的成就主要算在鄧身上，習無法攬功。但百年歷史就不一樣。這不但是中共的一個世紀，更在於這個時點恰好是中共兩個"百年"的第一個百年任務完成的日期，而任務的完成是在他的領導下。換言之，前有毛澤東，中有鄧小平，後有習近平，習不但完成了中共第一個百年的目標任務，而且使中國在毛的站起來、鄧的富起來的基礎上強起來。第三份歷史決議將把中共百年歷史分成四段，習的新時代位於第四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既承前啟後也開創未來，這樣，他一身兼二任，"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踏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的趕考之路"，意義自然就很不同。
習要六中全會討論歷史決議的第二個目的，是進一步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歷史地位，為中共20大繼任最高領導人掃清思想和理論干擾，奠定歷史合法性。
以習現在的權力和對中共的掌控，要不要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對他在二十大繼續留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不會有實質性影響，除非在未來一年有某種特殊事情發生。但為何他還要在六中全會討論歷史經驗，做第三份歷史決議？這不是多此一舉，除了前述意義，實際對他不僅是錦上添花，也很有必要。
習近平內心的不安
如果說，前兩份歷史決議發生在中共的轉折關頭，由於它們分別確立了毛和鄧的領導地位，讓中共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欣欣向榮的新階段，因而從中共的角度看是有價值的，那麼習要做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假如也是處於歷史轉折關頭，這個轉折似乎就並未給中共帶來好運，而是困厄。可造成這種局面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習自己。未來中共能否走出這個困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面，比起當年的毛和鄧，習如今的權力更大，他真正做到了一人獨裁，2017年中共十九大就宣佈中國進入新的時代，而毛的獨裁是在他晚年。換言之，習在新時代的思想、路線、政策都已成形並完全呈現，歷史決議很難再把他拔高，將新的內容寫進去，這種情況下，未必能夠達到統一全黨思想和意志的作用，因為在全體黨員的思想中，該統一和能夠統一的，都統一了，統一不了的，依然統一不了。
但這不表明做第三份歷史決議，是多此一舉。至少習未必這樣看。在他看來，他的思想和路線，遠未做到入腦入心，他的權威，還不是非常穩固，因而在9000多萬黨員中還有很大的學習和提高的空間。習是一個居安思危的人。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下文字透露出他做第三份歷史決議的目的，同時反映了他內心的不安：
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鬥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斗的需要。
在外部環境惡劣，內部騷動不安，經濟遇到很大困難下，如何進一步鞏固權力和集中統一領導，是習必須考慮的事情。特別是隨著二十大的臨近，他也越來越面對黨內無聲的質問，為何破壞黨幾十年形成的最高領導人有序接班制度？他得給全黨一個能夠解釋的通的理由。儘管習可以完全無視這種質問而不影響他的連任，但這無疑會損及他在那些質疑者中的權威和形象，而這些人不是少數群體，且在中共黨內屬於精英階層，他得依賴他們去貫徹他的指示和路線，統治中國。
故此，習需要強化新時代的已有論述，雖然中共目前的困局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但他也可以利用已動員起來的大眾的激進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告訴全黨，眼下困難是暫時的，有了他的思想和路線及領導，中共定會克服險阻，從一個輝煌走向另一個輝煌，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任務。他並非簡單地許諾全黨一個畫餅，既然黨在第一個百年之際在他領導下能夠消滅貧困，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那麼再給他時間，他可以在"新的趕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績"，在中國實現共富，建成一個乾淨社會，因而他需要的只是時間。這就是他二十大連任的理由。
可見，習選在中共百年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從建黨百年角度，論述他的新時代及其成就，以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他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讓全黨認識到，這個領袖非他莫屬。這就是習要從歷史決議中得到的歷史經驗。換言之，習要借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形式，凸顯歷史選擇中共和他本人的正確性和正當性。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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