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股市從未如此重要
2019年2月28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下，中共高層的任何一種表態，對經濟的影響力都是不容低估的。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主題是"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第二次以金融為主題的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也是十八大以來第三次政治局級別的金融主題會議，結合最近股市火爆的行情，被民間解讀為股市上漲的理由，甚至有人回憶到了2015那一場"國家牛"的氣息。
實際上，針對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問題，中國領導層一直都沒有忽視過。在1991年初，鄧小平視察上海市的時候就說過："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
核心角色
在2017年7月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
不過在當時的市場氛圍中，這樣的表述更多地被解讀為對金融安全的強調，因為要降槓桿，於是甚至被理解為對股市的抑制。時過境遷，如今同樣的會議主題，在股市大幅反彈的情況下，就被解讀為"股市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真的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重要環節，主要體現在為實體經濟融資的功能上。有一個健全的、合乎發展階段的金融市場，就可以把資本有效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從而促進生產和消費，完成國民經濟的循環。
我在去年底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系列文章（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馬雲們靠什麼發家？）中提到，中國現階段的主要困難和機遇，都在於經濟的轉型升級。而經濟發展越接近於前沿，就越需要一個以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相配合。這不是說，過去中國以間接金融為主的市場結構是不合理的，而是說它符合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但應該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而做出相應的調整。這種制度性的調整，在中國的語境中，就是不斷地改革，而在經濟學的學術研究中，就被表述為"內生性制度"。
中國前一階段一直強調的"降槓桿、穩金融"，就是針對在以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為主的時候，造成的大量呆壞賬的處理。但是不斷地處理呆壞賬，不斷地關停並轉搞"供給側改革"，都只能是整頓舊經濟，不能直接產生新經濟。而中國金融想真正穩住，還是需要在增長中解決問題。就像上世紀末，中國政府對四大行的高額壞賬處置一樣。剝掉壞賬成立另外的資產處理公司，可以處理四大行的賬務問題，但不能解決中國宏觀經濟的轉型升級問題。最終整個經濟是在加入WTO後，獲得新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了高速增長，也同時解決了舊壞賬的。
那麼現在中國經濟的出路呢？依然需要新興產業的發展。但是具體的產業選擇，政府沒有能力去指定。政府可以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完善金融市場，讓市場說話，讓金融市場去配置資本，在優勝劣汰中選擇出真正適合中國發展的新興產業。而由於現在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遠遠高於二十年前，我們的新興產業也已經越來越和世界最前沿的新興產業發生重合。就像是華為老闆任正非說的：華為的技術創新已經渡過了模仿階段，進入到了一個沒有方向的沙漠地區，需要自己摸索，沒有前人可以借鑑。中國整體的宏觀經濟雖然還遠沒有到達華為這樣的階段，但是越來越趨向於此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從間接到直接
因此，同樣一句話，強調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但是在金融市場的結構上是可以作不同解讀的。
九十年代的意思是要大力發展以銀行為主體的間接金融市場，為的是給資本密集型產業提供擴張的資本。所以當時剝離四大行的壞賬，實際上就是讓全民為此買單。於是四大行輕裝上陣，同時又通過海外上市，進行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到現在成為中國最賺錢的企業。
到了今天，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大力發展以股市為主體的直接金融市場，為的是給技術密集型企業提供資本。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股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重要過。中國政府在這個方面實際上做過一次嘗試，那就是建立於2010年的深圳創業板。但是在2015年的人造牛市中，投機資金利用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性缺陷，過度透支了未來的紅利，畢其功於一役，實際上葬送了一次大好機會。
今年再次提出科創板，並且和當年一樣試圖進行註册制改革，是會重蹈覆轍呢？還是會闖出一條新路？我們還不能簡單地下結論。因為這個結論取決於很多制度性的前提條件。比如能不能增加金融市場的違法成本？加大退市力度？這些都在中央領導人的表述中有所提及，但是遠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制度。所以，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也作為一個投資中國25年的普通投資人，我抱著謹慎的樂觀，看待本次股市的復甦行情。
作者沈凌為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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