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西方與中國之間應當多傾聽、少指責」

德國之聲：施寒微教授，首先祝賀您獲得了中國政府頒發的"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施寒微(Prof. Dr. Helwig Schmidt-Glintzer)：非常感謝！

德國之聲：您獲獎後有著怎樣的感受？

施寒微：我很高興能夠獲獎，當然我也知道肯定會有人問，到底能不能接受這樣一個中國官方頒發的獎項？不過我倒是很樂意接受這樣的一個獎。

德國之聲：您能具體點說麼？為什麼很樂意？

施寒微：我研究中國已經有55年了，一直關注著中國的發展。而且我不僅僅關注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傳統，也同樣關注當代的中國。我當然知道中國很複雜，也知道中國非常大。所以，當我為歐洲擔憂的時候，我會把目光投向中國，看看那裡的發展。而當我擔憂中國的時候，我則會看看歐洲。(中國)就是我的橋樑，這就是我的研究內容。我一直在努力增進人們對中國發展進程的理解。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中國是您的橋樑：當中國出現問題的時候，您就參考一下歐洲；為歐洲擔心的時候，您就看看中國。而您自己現在也被中國讚揚為文化的橋樑。您覺得，您過去幾十年的作品中，也哪部您自己覺得特別滿意、特別能夠起到"文化橋樑"的作用？

施寒微：我想應該是《中國古今文學通史》，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這部書中，我試圖呈現了過去3000年間，中國知識精英的思想變遷。這本書一直涵蓋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學史。這是一部精彩紛呈的歷史，而現在，這部歷史還在延續，中國人在文學和思想層面依然活躍而具有創造性。另一本則是我1997年寫的《中國通史：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寫這本書的背景是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後，不少人都在問中國是否會崩潰。畢竟中國有著巨大的地區差異，而且一直到1949年前，中國也經常陷入軍閥混戰。我認為，直到今天，《中國通史：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這本書對複雜中國的分析依然有其現實意義。

德國之聲：我們也注意到了德國市場上有關中國的圖書的銷量。似乎還是那些對儒學、道學泛泛而談的書籍比較能賣，而像您這樣剖析當今中國文化的書籍，感興趣的人就少多了。您怎樣看待這一現象？

施寒微：這是因為，歐洲讀者和中國當代文學難有交集。而另一方面，這也是歐洲自身的問題。數百年來，歐洲人一直關注的是古代中國，並且塑造了一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而卻忽略了中國也在不斷地走向現代化。我們歐洲的現代化，離不開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康德(Immanuel Kant)的啟蒙哲學。中國當今的知識分子也很關注歐洲的啟蒙理性傳統。可惜，歐美的知識分子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就現代化進程展開過真正的對話，兩邊知識分子的互相對話能力很不足。很多研究中國的歐洲人，有意地迴避中國正在現代化這一現實，而這一痛苦的進程，我們歐洲在過去幾百年也經歷過。我認為，在這一領域，西方與中國需要展開進一步的對話。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提到了中國與西方現代化進程的異同。而德國輿論一旦提到中國發展進程與西方的差異性，像您這樣的西方漢學家很容易就被貼上"中國理解者"(China-Versteher)的標籤，即對中國的立場"過分友好"。您作為在歐洲具有顯著地位的漢學家，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施寒微：我是在當代德國、當代歐洲長大的，所以對我而言，人權的普世性是毋庸置疑的，這包括人身權利、法治國家等內容。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即便是歐洲已經有幸實現的法治國家、個人自由，我們現在依然需要每天為之奮斗，防止它受到情報機構等國家機關的侵蝕。在中國，百年來人們也在為實現同樣的價值而奮斗。只不過在1949年以前，中國不斷地陷入血腥的軍閥血戰，遭到外國勢力的干涉，尤其是來自日本的入侵以及蘇俄對東北的干涉。1949年後，中國方才得以在國內嘗試發展；這一進程也經歷了許多場危機，其中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現在，中國正在成為經濟強國，但與此同時，經濟上的成功也伴隨著巨大的代價。我們必須就這一現代化進行討論：中國是否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中國是否需要更多的汽車？中國社會如何更合理地分配財富？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些在中國激烈討論的問題--往往還伴隨著強烈的民眾抗議事件--其實在歐洲也存在。而中國與歐洲有著不同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傳統。所以，我們應該試圖去理解對方，而不是忽視自己的問題的同時去指責他人的不足。我們歐洲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發生侵犯人權事件時，我們總是以冷嘲熱諷的態度去看待中國。固然，這些問題在中國都存在；但這絕對不是自以為是的理由。在這些問題上，重要的是去弄明白為什麼中國的現狀會是這樣，以及中國今後將走怎樣的道路。我們必須就此展開對話。對話的機會其實有很多，可惜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德國之聲：但是，當今德國，一旦漢學家等專業領域的人士試圖去理解對方，試圖展開對話，很容易就會被稱為"中國理解者"。

施寒微：我想說，我們其實需要更多的"中國理解者"，也需要更多的"歐洲理解者"。即便是我們歐洲人，對今日歐洲的真正理解程度也是很不足的。中國有許多問題，比如中國各地區之間如何互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少數群體問題。歐洲也有許多問題，比如宗教問題：波蘭最近表示他們只願意接收信仰基督教的難民；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歐洲現在處在什麼樣的位置？在這一背景下，我(作為歐洲人)就會對中國如何處理宗教問題很感興趣。我不是說在中國發生的一切就是正確的，在歐洲也同樣如此。這裡的關鍵就是理解。所以，我覺得"中國理解者"這一稱謂並非指責，而是一種贊許。

德國之聲：在當今的德語輿論中，不論我們是談及中國的文化、藝術還是其他話題，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牽扯上政治。就好比您，您的研究方向本來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但也依然不得不在這些政治話題上亮明立場。作為專業領域的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避免被人以非黑即白的方式作出判斷？

施寒微：這確實很困難。我們知道在中國也有不同的觀點派別。有些人是對中國當今的發展趨勢持負面看法的，他們希望中國能夠走另外的道路。比如有些人推崇版圖更小一點的古代中國版圖，我當然非常能夠理解這些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去理解中國在20世紀為什麼會走這樣的發展路線。這不僅僅是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誰好誰壞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避免作出片面的判斷。比如，1949年，中國終於結束了內戰，這對中國民眾其實也是帶來了相當大的益處的，更多的安全感。這並不意味著今天中國的狀況就已經是最理想化的，但是考慮到中國在1949年之後面臨那麼多困難、(大躍進)這樣的重大失誤、腐敗盛行，卻沒有像某些其他國家一樣分崩離析、民眾流離失所，這已經算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因此我認為，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在20世紀的發展是非常正面的。另一方面，中國取得的這些成就依然是不穩固的，不能就此自以為是。我們必須也對此持批判性的立場。在中國國內也有許多人對本國的發展持批判的立場，我們歐洲人也應該傾聽這些人的聲音。

德國之聲：我能否這樣總結我們今天的採訪：您認為，不論是中國，還是歐洲，抑或世界其他地方，其實都面臨著不少相似的問題，所以應該互相傾聽互相理解？

施寒微：可以這樣總結。我倒是覺得，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的批判性態度相當強烈。這一方面是一種危險，造成當局總是對民眾的傾向作出被動的反應；但另一方面，民意表達也帶來了重大機遇。以今日歐洲為例，民眾對入境的難民持積極歡迎的態度，這對整個事態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在中國，民意也起到過不少積極作用。比如一些自發形成的抗議活動，使得當局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中國也有多元化的聲音。至於這種趨勢是否會發展成為議會民主、多黨制，我想我們還需要繼續觀察。不同文化之間，應該相互坦誠的交流，而這種交流的前提則是雙方不是心懷恐懼的相互指責，而是相互傾聽、相互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