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鄒幸彤盼以自身道義換取未來可能的改變

德國之聲：您如何看待香港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鄒幸彤與香港支聯會的其他成員？

野渡：大家都很清楚這是一個政治掌控，而這件事發生在香港才是讓所有人都感到震驚與莫名之處。在中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已成為一個被政府濫用來打擊不同異見人士的常用手段，但在香港是國安法通過後才出台的手段。將這個罪名用在支聯會與鄒幸彤身上才是讓人感到荒謬之處，也讓大家看到香港這一年以來，自由的空間已經被傷害到怎麼樣的程度。

德國之聲：您對鄒幸彤最後面臨這樣的罪名感到意外嗎？

野渡：我對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只是說對於港府一下用到「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來對付她與支聯會感到有點出乎意料，因為之前鄒幸彤已經有兩個控罪了，包含今年「六四」集會與去年「六四」集會的「煽動非法集會」罪名，她分別將在今年10月與11月受審。

我一直估計在這兩個案件中，鄒幸彤都會被判刑，也就是說，我們沒想到的是，她會在這之前，因為在支聯會的工作而受到政府的政治檢控，我想這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德國之聲：在您印象中，鄒幸彤是個什麼樣的人？

野渡：她前不久答應了我的求婚，所以她現在是我的未婚妻。在我的印象中，我們之所以會互相吸引是除了大眾看到她對公益的執著之外，還有她個人也充滿魅力。她是一個很天真純潔的人，對一些自己認為正義的事情，有超乎異常的執著，那種堅定的感覺，其實公眾過去這幾個月也能從她的受訪中看出來。

在她五月開始不斷接受採訪時，我曾經蠻擔心她的，因為在香港現在的情況中，她選擇站出來，我們都很清楚她會立刻受到政府的打壓。但她的意思是，過去一年多在國安法之下，整個香港好像突然間一下到了一個「鴉雀無聲」的狀態，不斷有政治團體宣佈解散，也有不同的團體退出她原來所從事的工作，甚至是出走。

她很理解這樣的狀況，但她也認為如果在政治打壓下，香港人只有退縮，那後人怎麼看待這個時代，以及之後香港的自由是不是會到了一切都不剩的地步。鄒幸彤不認為自己現在挺身而出，能改變這種大勢，因為在中國的壓力下，香港其實是很無能為力的。這種政治大勢不是一兩個人或幾百個人的努力就能改變的。

但鄒幸彤不希望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退縮與沈默，而是希望能用自己的道義與擔當，為未來保存一些改變的可能性，所以她才選擇在這個時候，改變以前一直在幕後做工作的方式，換成站到台前來發聲。結果也不出我們所料，她一路走到現在被當局以各種罪名來檢控。

德國之聲：您本人在中國內部也長期關注維權行動。透過您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與觀察，您如何看待香港情勢在過去幾年來的快速變化？

野渡：我們需要知道為何香港走到現在的情況。經過「雨傘運動」與「反送中」運動後，目前的黨國認為香港已成為一個可能動搖其政權的基地，因為香港過去這兩次的抗爭，並非只是香港區域內的抗爭，也確實影響了中國，因為這兩個運動在中國也不乏支持者，他們會私下或在民間的公共輿論空間內都感受到香港這兩次運動對中國的動員作用。

從黨國的角度來說，它也是很清楚看到這點。一個區域無論它的運動如何，在網路时代，資訊流動的速度與傳播是會發生效應的。所以為了政權穩定，北京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香港的所有反抗力量都壓制下來。在「雨傘運動」後緊接著又有「反送中」運動，從執政者的角度來說，它不會認為以前的處理手法是有效的，它必須把整個香港的公民社會全部瓦解掉，這個瓦解是包含了以前在過去運動內冒出來的青年反抗者跟運動組織，還有民生反抗的社會基礎。

所以說香港過去一百多年來形成的公民社會就是這種產生反抗的土壤，這種公民社會基礎就是黨國要極力瓦解掉的，在這裡面像支聯會等老牌社會運動組織者，就會成為必須要打擊的對象。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看到香港的新聞自由丶公民自由等都完全是瓦解了。香港大陸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香港人口少，在大陸面前的資源也是微乎其為，所以這個大勢是難以改變的，香港必然會中國化。

德國之聲：在鄒幸彤與其他支聯會的主要人物都被逮捕跟起訴後，您認為香港民主派剩餘的人士還會有空間去持續運作嗎？

野渡：我認為幸彤的精神會鼓舞很多人來繼續堅持他們的努力。在目前的情況下，我認為民主派剩餘人士能做事的空間會越來越有限。香港以後如何捍衛他們固有的自由，他們要重新思考他們運動的邏輯與運動的方法。

無論是「雨傘運動」還是「反送中」運動，事實上我們還是看到很多問題，但事後諸葛也無補於事，但最大的問題是香港如何在一個人類歷史上擁有最大資源的極權帝國之下，去捍衛他們的自由，這必須透過他們私下的反思跟交流去找出方法。

德國之聲：您還記得在鄒幸彤被捕前，你們兩人的交流或對話嗎？

野渡：不得不說，幸彤獲得保釋後，所有精力與時間都專注在她聚焦的議題上。她8月5日保釋出來到現在僅一個月，但我們也只能每隔幾天在半夜她工作結束後才小談一下。我明白她負擔的壓力，所以我基本上不會談她要面對什麼，我們都很清楚她必然會面對什麼。我們都會談一下她目前的壓力，以及她聚焦的事情，但不會談太多我們兩人個人的事情。

幸彤從來沒有後悔自己做的決定，也絕對不會後悔，因為她做的所有事都是深思熟慮的，她非常明白自己必須擔當的道義與會必然面對的處境。在這方面，我們只要看她在監獄中發出來的獄中書，就可以瞭解她是很坦然的面對這種狀況。在保釋出來到現在一個月的時間，她也很清楚自己十月或十一月會被判刑，所以她利用一個月難得的自由時間瘋狂工作。

德國之聲：您有什麼想對鄒幸彤說的話嗎？

野渡：我昨天透過幸彤的律師傳話給她，我說，雖然她突然被判「煽顛罪」是我們前兩天預想不到的，但我初心不改，我們兩人之間的承諾絕對不會改變，無論她後面會面對多少年的災難。這是我們兩人彼此之間堅定的承諾，也是對我們兩人彼此追求的信念與價值堅守。我想這承諾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德國之聲：您認為國際社會從幸彤與支聯會受到的打壓中，應該獲得什麼樣的認知？

野渡：他們對支聯會與幸彤的打壓都很清楚表明了這一年多以來，香港的自由狀況將會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從這兩年以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度，可以想像他們不可能不會關注香港的情勢發展。但我們也看到，在疫情因素或地緣政治因素，不管中國或香港的民間人士看來，這樣的關注仍然是不夠的。

我希望這次打擊像支聯會這樣代表香港自由精神像徵的組織，能讓更多人注意到一個極權主義中國的崛起，不只是中國人士的自由受到侵害，它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傷害是無遠弗屆的。昨天是大陸丶今天是香港，明天是哪裡？這樣看整個人類社會如何去面對這種狀況。

人類歷史上這樣的教訓太多了，不管是一戰還是二戰，大家都對教訓深刻。但有一句話說，人類在歷史經驗中唯一學到的教訓，就是從來沒有吸取教訓，希望這句話不足以成為未來人類吸取今天歷史的教訓時的一個例子。

野渡是中國的維權人士與自由作家，也是鄒幸彤的未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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