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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年輕組織湧現,我不悲觀

採訪記者:安靜2016年4月19日

被稱為香港「佔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近日在德國科隆獲頒格奧爾格‧弗裡茨牧師紀念獎,成為首位榮獲該獎的華人。 朱耀明在本台專訪中談及其對香港當前局勢和未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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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isträger der Georg-Fritze Gedächtnisgabe 2016 Rev Chu Yiu-Ming wird in Köln geehrt
圖片來源: DW/J.Ju

德國科隆新教教區於1981年設立格奧爾格‧弗裡茨牧師紀念獎,以表彰那些幫助獨裁和暴力受害者的個人及團體。獲獎者被授予1萬歐元獎金。在領獎時,朱耀明發表題為《敲鐘者言》的演講,提及香港民主發展、六四事件、佔中運動,以及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失蹤案。朱耀明隨後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您是首位榮獲德國科隆福音派教區頒發的格奧爾格‧弗裡茨牧師(Pfarrer-Georg-Fritze)紀念獎的華人,有何感受?


朱耀明: 得到這個獎,我第一感覺是很榮幸。這個獎應該屬於過去三十年來那些所有爭取民主運動的人。第二,在香港開展爭取民主的運動能夠得到外國教會的認同,我覺得這很重要。第三,在當前的氣氛下,我覺得應該把這個獎頒獻給所有香港人。我將來也會把得到的獎金捐出去,發展民主運動。這個獎尤其屬於年輕人,他們在催淚彈下,在可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沒有退後或恐懼。但是,我很榮幸能夠代表雨傘運動獲頒這個獎。另外,我在89六四後也幫助過一些逃到香港的學生,評委告訴我說他們也考慮到了這一點。

德國之聲: 20151月,您和戴耀廷、陳健民接受"預約拘捕"後獲釋,從那時到現在,你們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野。這段時間您都做了些什麼?


朱耀明: 我們在被捕後,還不知道政府何時會起訴,所以我們現在分頭做不同的工作。2014年12月3日,我們在自首的當天就已經承諾,將會在不同的崗位組織民主運動,包括走在前線支持和幫助他們。所以可以看到,這段時間有很多年輕人的組織出現,這也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所以整個佔中運動的本身是希望能起到讓公民覺醒的作用。運動中,重要的不是我們三個人可以做什麼,而是: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沖破無助和無奈的狀態,那我們香港就有希望了。十年或二十年後,現在的中學生、大學生將成為社會的主要力量。未來的香港是他們的。如果他們起來了,不管是參政、選舉,他們都是公民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個人而言,經歷了這一系列活動後,身體欠佳,這段時間也多次接受治療。

德國之聲: 正如您所提到的,現在有很多年輕人的組織出現。但是像主張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和以民主自決為綱領的新政黨"香港眾志",他們的訴求已高於你們當初要求的真普選。您如何看待這些新的訴求?


朱耀明: 我們之前就想要告訴政府,如果政府不實施政改,那必然會出現兩種現象:即本土會起來和勇武會起來。他們起來的原因是:82年中英談判決定六百萬香港人前途的時候,香港人沒有話語權,那是很痛苦的事情。2014年8月31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有權為香港甄選特首候選人), 香港人又沒有辦法影響未來的政治, 感覺三十年爭取民主運動的努力都白費了,而且也看不到未來的前途會是怎樣,他們因此別無其他選擇,才會出現本土組織,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採取壓制的態度,而是要給予香港人要求的民主。不要讓類似越境抓人(指香港書商)這種事發生。否則香港人真的別無選擇。



德國之聲:這麼聽來,您現在對本土和勇武是抱持包容和理解的態度?類似認為萬不得已時也可以使用暴力手段反抗北京的"本土民主前線"

Preisträger der Georg-Fritze Gedächtnisgabe 2016 Rev Chu Yiu-Ming wird in Köln geehrt
德國科隆新教教區負責人Rolf Domning (中)為朱耀明頒發證書圖片來源: DW/J.Ju


朱耀明:理解是有的。但是我們的態度還是不一樣。我們仍然希望不暴力抗爭。放眼整個世界,成功的改革都是和平、非暴力的。而且你要拿什麼進行暴力抗爭呢?你用什麼武器跟政府、警察和軍隊抗爭?但是,愛是有作用的。我舉個例子,菲律賓馬科斯當政的年代,一群修女們下跪在軍隊的武器前,護持住身後示威的平民,軍隊就無法下手。愛的力量就在這裡:愛在暴力面前是可以感動那些擁有武器的人,讓他們放下武器。因為警察和軍隊不是政府,他們不是做決定的人,如果我們有能力感動他們,他們不行動,那政府不就倒台了嗎?所以我們佔中運動強調愛與和平,就是要用這種感動的力量,感動那些害怕的人,感動那些有武器的人。另外,從我自己的宗教背景來看,我相信耶穌,也是因為他的愛。總之,我們不是針對誰,只有當權者的政策不對我們才會反對。但我們不會仇恨。


德國之聲:感覺您對香港未來的態度還是樂觀的,但這些新成立的團體,他們之間似乎也多多少少有些矛盾?


朱耀明:我們看到年輕人走出來,我是樂觀的。我自己72歲了,還有多少年呢?現在的官員也都六、七十歲了。未來是下一代的。我希望他們對未來做出正確的決定。我們過去也是這樣爭取的。他們之間有不合的地方,沒有關係,因為任何公民社會的發展都要經歷這個過程。每個團體本身目前關注的重點不一樣,但是如果他們能找到共同的議題,他們就能聯合起來。他們才剛剛起步,不能在開端就判斷他們未來會怎樣。如果發展民主是他們共同的議題,那麼他們可能會慢慢走到一起。還有,一些團體有歷史的背景,相互之間過去也有合作過。比如 ("香港眾志"的秘書長)黃之鋒是之前學民思潮的召集人,因此整個公民社會中我們不會限制團體的數量,這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當他們朝一個方向發展,那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所以我並不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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