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聚會案三週年 律師家屬籲北京放人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9年12月26日爆發的「廈門聚會案」今日滿三年，參與該聚會的幾位維權律師，至今仍遭當局關押，法院也遲遲未針對案件作出判決。過去三年，丁家喜、許志永、常瑋平與李翹楚等人紛紛傳出在關押期間遭受酷刑，及律師多次嘗試會面遭拒的情況。

長年旅居美國的丁家喜妻子羅勝春在案件滿三年之際告訴德國之聲，他的案件自今年9月便沒太大的進展。原先律師說好每個月去探視丁家喜一次，但因中國政府之前的嚴格疫情防控，導致她自9月15日以來，再未收到丁家喜的消息。她說：「之前常瑋平的律師見了他，說常瑋平在獄中狀況特別不好，我就很擔心丁家喜與許志永。」

羅勝春補充道，雖然三人案件都已開庭，但法院至今仍未宣佈判決，而因聲援許志永也遭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關押，至今案件都尚未開庭。在這期間，李翹楚傳出陷入中度憂鬱的狀態。除了被關押的四人外，在「廈門聚會案」初期也曾被逮捕的異議人士張忠順與劉家財，也在9月底突然失蹤。

羅勝春向德國之聲透露：「據說張忠順在煙台，而劉家財則是在何處都不清楚，這令人特別覺得匪夷所思，不知道中國當局又覺得哪裡不對勁，要把他們抓起來。中國政府繼續用這種沒有通知、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野蠻』失蹤方式來打壓『1226大抓捕』的相關人士，我覺得特別可惡。」

常瑋平的妻子陳紫娟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常瑋平的案件自7月26日首次秘密開庭後，便一直未宣判。她透露，律師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案件被延期至2023年1月7日，但隨著日期越來越近，案件仍未有任何進展，這讓她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會持續拖延該案。她說：「我認為中國政府這麼做有兩個意圖。一是把案件時間拖長，讓國際社會的關注慢慢降低，這樣常瑋平的案子在國際上引起的反響會小一些。」

陳紫娟指出，「廈門聚會案」原本應是以一個大案件處理，但中國當局將許志永等人的案件都分案處理。她說：「他們這麼做應該也是在懲罰常瑋平等人。中國政府通過無限期拖延，讓當事人與家屬處於長期的心理恐懼，這是一個變相的懲罰。」

陳紫娟透露，常瑋平長期被關押於看守所中，因內部飲食與管理情況非常糟，導致他出現血便與長期營養不良的問題。她向德國之聲表示：「看守所基本上只能吃到清水煮麵，很少能吃到蔬菜，也沒有蛋白質與脂肪的攝入，常瑋平整個消化系統受到影響，人變得非常消瘦。我覺得他經不起繼續在看守所待下去，因為他的身體健康會受到很大影響。」

長期關注中國人權情勢、目前任教於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的中國法律學者滕彪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廈門聚會案」與2015年的「709大抓捕」有許多相似之處，而超期羈押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說：「『709大抓捕』時，也有很多律師被失蹤，很久都沒有消息。這次丁家喜、許志永與李翹楚等人也被超期羈押與秘密開庭。中共在處理這些案件時，往往對法律規定程序置之不理，以完全隨意任性的方式處理。」

羅勝春也將「廈門聚會案」與2015年的「709大抓捕」相比，說中國政府透過不通知家屬、強迫失蹤與酷刑逼供等手段，逼迫案件其他參與者指控許志永與丁家喜，而她認為國際社會必須看到中國政府這種行為，因為這個案件是中國政府「無法無天的集中體現」。她說：「我要把這個案子作為典型案例向國際社會呼籲，希望他們關注中國特別糟糕的人權狀況，以及完全沒有法治的法律體系。」

家屬流亡海外繼續維權

事實上，除了「廈門聚會案」的當事人案件遲遲未能得到正式判決外，他們在中國的家屬也持續受到中國當局的各種騷擾與威脅。其中，常瑋平的妻子陳紫娟多次遭受陝西與深圳國保到其工作單位施壓與威脅，最終她只好帶著兒子在11月流亡至美國。她向德國之聲透露，在兩年多的維權過程中，她瞭解到中國已無法治。

她說：「以前陝西的國保會到深圳威脅我，找我單位領導。但今年7月開始，深圳國保就開始到我工作單位威脅我，這讓我感到很恐懼，因為他們可以隨時來威脅我。這些國保都會先去我的工作單位找我領導，並在傳問我時，明確說出我在工作單位住的公租房，孩子在哪間學校上學。他們還說我擁有境外推特，跟境外勢力有聯繫，並強調這是一種犯罪行為。」

陳紫娟說，根據其他維權家屬的過往經歷，她知道自己只能選擇在常瑋平的案件中保持沈默，或是繼續維權但失去工作。她說：「我不想妥協，但我若堅持下去，我很可能沒有工作，孩子也沒有學校可以去。若面臨這樣的處境，我在國內發聲也會更艱難。」

另一方面，陳紫娟說當初決定離開中國時，她心中有一部分的想法覺得自己好像「是要拋棄常瑋平」。她告訴德國之聲：「離開中國後，也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見到常瑋平。中國政府對政治犯，通常會進行邊控，所以當我走的時候，有種要與常瑋平永別的感覺。但同時因政治犯家屬往往也會被中國政府施行邊控，所以我擔心若待在中國，孩子未來處境也會艱難。」

曾經歷過丁家喜第一次被中國政府逮捕判刑的羅勝春告訴德國之聲，雖然她原先不支持丁家喜等人在中國嘗試推動的事，但過去三年的經歷，讓她開始堅定支持他們。她告訴德國之聲：「丁家喜第一次被抓時，我總是唉聲嘆氣，每次給他寫信，都充滿哀怨。但現在我給丁家喜寫信，都儘量積極樂觀，我覺得他們沒做錯，錯的是中國政府。」

羅勝春表示，儘管丁家喜等人以很理性和平的方式對政權提出抗議，但他們仍受到中國當局的各種迫害。她說：「我原先對提出反共與反習近平都很小心翼翼，但過去這三年的變化，讓我認知到中國政府的合法性越來越沒依據。情感上來說，我一直很難受，雖然嘗試透過工作或與朋友聊天聚會來轉移對丁家喜的思念，但我現在只要想起他的案件，仍會覺得特別壓抑難受，覺得這個忍耐已到了極限。」

中國法律學者滕彪指出，對被迫選擇流亡海外的維權律師妻子們來說，流亡海外帶來最大的傷害，是她們很難再與在中國的家人見面，因為她們無法輕易回中國，而被關押的家人即便出獄，再出國的希望也比較渺茫，所以對這些妻子來說，這個情況是「最大的煎熬」。

滕彪補充道：「在國外，她們維權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在於，她們身處一個自由國度，有表達與遊行的自由，可以與外國政府分享訊息並進行遊說。但劣勢在於，這些行動隔著中國的防火牆，中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置之不理，這種聲音無法傳到牆內。」

比親人還親的友誼

過去一年，包含常瑋平的妻子陳紫娟與長沙公益案當事人程淵的妻子施明磊等多名維權人士妻子，都陸續帶著孩子離開中國，轉往美國生活。對於長年旅居海外的羅勝春來說，這些「廈門聚會案」的律師、朋友與家屬，就像是她的親人一樣。她告訴德國之聲：「我把『1226大抓捕案』的每一位家屬跟朋友都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這次紫娟能帶著孩子出來，我就像親人到了身邊一樣高興。」

她說，與案件中其他家屬比起來，自己因經歷過丁家喜前一次遭中國政府逮捕關押，所以經驗更豐富。再加上自己身在自由國度，所以羅勝春認為自己有義務帶著其他家屬「不洩氣的往前走」。她說：「雖然我也很關注其他人權捍衛者，但我精力有限，所以只能為『1226大抓捕案』的群體發聲。我覺得自己有義務把案件搞清楚，並把聲音傳出去。」

陳紫娟則認為，由於維權律師的家屬有相似經歷，所以每當聽到一個好或不好的消息，維權律師的妻子們會互通電話，抒發心中情緒。她向德國之聲表示：「這是一個很大的支持。我們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我們之所以為丈夫維權，很多時候不只源自於我們對丈夫的愛，而是作為一個人，當面對中國政府這種殘酷的作法，我們已無法忍受。」

羅勝春補充道，看著施明磊與陳紫娟等維權人士家屬原先在中國惡劣的環境下，想出各種方法抗爭，她感到非常佩服。她說：「現在她們能來到美國，我們能一起合作，經常像姊妹一樣聊天、分享與互相鼓勵支持，我們就是一家人。這種友誼比真的親人還親。」

「有罪就判刑、無罪便放人」

對於維權即將進入第四年，羅勝春與陳紫娟都堅決地向中國政府喊話，表示若當局認定「廈門聚會案」的參與者有罪，便立即對案件作出判決，若認定他們無罪，便應該立即放人。陳紫娟告訴德國之聲：「現在面對中國政府，若他們什麼都不做，我們無法跟它講道理。法律在他們手上，他們想怎樣就怎樣。明年我的計畫是繼續向監獄系統的管理機構投訴，並參與任何我可以在聯合國作證的機會。」

羅勝春則說之前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政府可能在聖誕節前後對「廈門聚會案」作出判決，而她認為若要將參與者判刑，便應該立刻定罪。她說：「這種無止境的超期羈押算什麼？他們明知道自己是錯的，卻還拿別人的自由與時間去折磨這些人，用無止境的超級羈押來打壓這些人，這極其不合理。我現在的觀點是，習近平為何持續超期羈押這些和平理性的人權捍衛者？他們應該立即停止超期羈押。」

羅勝春也提到，在習近平成功取得史無前例的第三任期後，中國的極權正不斷走向巔峰，人權狀況也是急遽惡化。她說：「儘管『白紙運動』有些聲音，但還是很快被鎮壓下去。國際社會應從現有的人權案件與『白紙運動』，看到中國政府的肆無忌憚。若國際社會能持續施壓，中國政府應該會有些退讓。目前我還沒看到這些跡象，所以我需要不斷去遊說，不停提醒國際社會在中國發生的人權迫害事件。」

滕彪則說，透過「709大抓捕」、「廈門聚會案」、新疆維吾爾人被大規模迫害、西藏人權狀況與香港的人權法治狀況，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法治情況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他形容：「習近平經過十年的倒行逆施，中國人權狀況急遽惡化。西方國家已開始調整對中國的態度，但因他們必須同時考慮中國政府的實力與跟中國政府的合作，所以要想他們改變對華政策，把人權議題提高至更高的位置，還是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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