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回憶錄在台出版

德國之聲：您為什麼考慮這個時候出版回憶錄？

王丹：其實有很多年輕人寫回憶錄，很多奧運會冠軍才二十幾歲就寫回憶錄了。我覺得，寫回憶錄不在於年齡，而在於說他經歷的事，是不是值得見證一下呢。我覺得，我成長的一九八零年代，我經歷過的像八九民運這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很重要的事件。我作為當事人、見證者，我有義務把我當年見證的那段歷史留存下來。這就是我寫作的主要動機。

德國之聲：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經過了23個年頭，回首過去，如今您會怎麼形容六四？

王丹：六四其實在人們心中都是有共識的，這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那麼多的學生走上街頭，希望推動中國的民主發展，但是遭到黨內頑固的保守派採取軍事鎮壓的方式把他鎮壓下去了。所以，我覺得那是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一次熱請的展現，同時也是一次挫敗，大概從歷史的角度回顧，應該就這樣來定位他。

德國之聲：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您還會像當年一樣對抗中國政府嗎？您的態度還是一樣嗎？

王丹：我想，態度不會有任何變化。因為今天中國政府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完全沒有改變。像腐敗這樣的問題、像政治改革的倒退，其實比過去問題還嚴重。所以我覺得，雖然過去有過六四失敗的經驗教訓，但是未來這種大規模的、群眾要求民主的運動，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來說，當然還是必要的。

德國之聲：您覺得六四事件有機會得到平反嗎？如果會平反，您覺得可能是什麼時候？

王丹：我覺得未來歷史也會將六四定位在一個愛國學生民主運動。這個已經成為蓋棺定論了。至於平反，我相信一定會有這一天，至於是那一天，我沒有辦法去預測，我也不會去預測究竟那一天，我想，我們就是按部就班的做我們現在的工作。我想這個趨勢不僅是我們自己，即使政府也都應該知道平反的這一天早晚會到來。

德國之聲：您如何評價過往的這些歲月？

王丹：我覺得我至少是問心無愧的，我希望做的事情，也許沒有全部成功，可是我覺得，我至少曾經去努力過，努力這件事，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敗，也許八九民運沒有達到原來的效果，可是我跟我們那一代人，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個，我們都曾經為他嘗試做過努力，就這點來講，我覺得比起其他各代，連這種努力都不願做，其實我還是覺得滿驕傲的。

德國之聲：您作過努力的地方是中國，可是您離開中國的時間，越來越長。您會感到孤獨寂寞嗎？會擔心離開故鄉太久成為失根的人嗎？

王丹：完全不會，其實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隨著網路的發達，實際上地理上的距離，這個意義早已經越來越淡薄了，我們通過網路其實跟中國國內保持密切的聯繫，第二點來說，就中國國內訊息封鎖的狀況，以及國內這種高壓的政治氣氛，讓我覺得離開中國越遠，看中國問題才能更清楚。你如果身陷其中，反而不可能有一個清晰冷靜的判斷。

德國之聲：您在台灣已經居住了一段時間，您如何評斷台灣的民主和台灣的社會？

王丹：我想，台灣民主發展當然不是百分百盡如人意，但是它有兩個意義：第一個就是說，它在啟動民主過程啟動以後，不斷的出現問題，可是它也在不斷的修正，人民的素質也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提高，它給我們一個啟發就是說，民主這樣的事情，你只有把它啟動起來，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如果你不啟動民主進程，那些問題就永遠不會解決。第二點，我覺得台灣民主發展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的言論自由是在的，它四年一次的選舉是在的，它基本的民主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其他就是調整的問題了。所以對於中國來說，民主是有沒有的問題，可是對台灣來說，民主是更好，或者是說多和少的問題。

德國之聲：台灣的民主可以做為中國的借鑑嗎？

王丹：當然可以，我們這麼多的陸客、陸生來台灣，我想絕大多數看到台灣現在的社會發展其實都非常羨慕。就已經知道說，他已經實實在在的對中國民主發展，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不是說將要發揮，而是已經在發揮。

德國之聲：您對台灣、對中國未來有什麼樣的期待？

王丹：我希望所有的社會都能夠真正達到一個"每個人都能有自由、有尊嚴"這樣的一個社會結構。

採訪記者：邱璧輝

責編：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