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統訪華 想跟北京說點啥？

(德國之聲中文網)根據行程安排，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此行將先後到訪廣州、中山、佛山、成都、都江堰等多個城市，並且在最後一站北京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中國高層領導人會晤。施泰因邁爾此前任德國外長期間，曾經多次訪華，但是以總統身份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則是第一次。

施泰因邁爾此行的重點議題將涵蓋經濟合作、數字化的機遇與挑戰、人權議題等多個方面。在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胡謐空(Mikko Huotari)看來，數字化甚至將是此次德國總統訪華的核心話題。他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指出，廣東是中國工業界自動化、數字化的最前沿地區之一，佛山、中山等當地城市的行程，必然將聚焦工業界的數字化。"目前，德中關係在貿易政策以及5G通訊基礎設施等具體問題上有些緊張。在這一背景下，數字化以及它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必須與中國共同討論的話題。"

德國總統府公佈的行程顯示，施泰因邁爾會在中山市參觀中德合作職業技術人才培訓基地，實地考察工業機械工、機電一體化等專業的"中德實驗班"職業培訓工作，還將前往佛山市參觀有德國企業參與的"機器人學院"，並與業界人士就數字化的經濟前景展開座談。

中國問題專家胡謐空認為，作為數字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在該領域是德方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量子通信、超級計算機、人工智慧、5G通信、區塊鏈技術方面，中國正在引領潮流。德國企業甚至有落後的風險。"他指出，德中兩國在數字化領域已經有了緊密的合作，"工業生產的數字化、醫療大數據、汽車互聯等方面的合作對雙方而言都意義重大。"

分歧顯現

然而，德中兩國在數字化領域也有著不小的分歧。不久前，路透社曾經披露稱，德國政府部分高層官員正試圖將來自中國企業的電信設備排除在2019年的5G頻譜拍照拍賣之外，從而像美國、澳洲等西方盟友一樣，阻止華為設備進入5G通信市場。分析人士預測，德國5G網路建設的總投入可能高達800億歐元，這對於深耕德國市場多年、早已成為德國多家電信企業主要供應商的華為而言本是一個巨大的商機。但是在2017年6月中國《國家情報法》生效後，西方國家對華為設備的安全憂慮有所上升。該法案要求"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外界懷疑這有可能導致華為被中國政府要求在設備中設置"後門"。不過，也有一些政府官員擔心，如果德國出於安全因素而選擇華為的競爭對手產品，其5G網路的鋪設成本就會顯著提高；如果現在忽然決定排除華為，德中關係也會受到重大影響。

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胡謐空對德國之聲表示，德國政府內部對華為參與5G市場的態度轉變，與美國方面的大力游說有著不小的關係。"無論如何，作為中國通信設備提供商的華為，在德國5G市場上的前景，現在已經不再像5個月前那般美妙了。"

他還指出，目前在歐洲層面上，尚未就數字化技術的進出口制訂明確的規則來保護公民的個人隱私以及關鍵基礎設施，也沒有共同的政治準則來規制新技術在監控、軍民兩用領域的應用。"而中共當局則是這方面的先驅。德國必須批判地看待中國的高科技監控手段將如何影響外國企業、公民、非政府組織。"胡謐空猜測，德國總統屆時將會與中國領導人談及這些問題，也有可能在高校的公開演講中提及。

中國聽不得批評

不過，儘管是公開的演講，施泰因邁爾的批評性言論也很有可能無法進入中國的公眾輿論。2016年3月，時任聯邦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訪華時，在同濟大學發表演講，明確提及了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並且對在場師生表示，大學必須是"一個能夠自由地從事研究、自由開放地進行辯論的地方，一個思想能夠不受阻礙地成長並為發展作出貢獻的地方，這種自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受到嚴格管制的中國媒體自然沒有對敏感的演講內容進行任何報導，德國《經濟周刊》駐滬記者還注意到，有關人員甚至阻止現場師生用手機拍攝影片。

施泰因邁爾計劃在本周五於四川大學發表演講。除了在數字化領域的分歧，德國總統還有可能觸及的敏感議題則是中國的人權狀況，尤其是新疆自治區的穆斯林的境遇。胡謐空估計，新疆問題上，施泰因邁爾的批評力度不會小於三周前訪華的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

馬斯在中國時強調，德國方面決不能接受設立"再教育拘押營"(中方稱"職業培訓中心")的做法，並敦促中國政府在涉及維族人權的衝突中表現出更多透明性。

中國政府並沒有直接否認外界對其拘押大量穆斯林的指責，而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場合稱，中國反恐的寶貴經驗就是"防患於未然"，"職教機構就是要幫助少數受影響的人擺脫極端思想，促進回歸社會，防止他們成為施暴者與受害者"，"是積極維護人權的探索"。新疆自治區也修訂了法律，將"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合法化。

不過，中方很可能會無視施泰因邁爾對人權議題的重視。胡謐空認為，北京方面在此毫無對話意願，存在抵觸情緒；而且，德國總統不具備實權，在為具體的人物發聲時，所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為異議人士或者今年春天錯誤遣返中國的維吾爾人奔走，這本是聯邦政府的職責，而不是總統的權限。中共對許多侵犯人權的現象司空見慣，我們應當質問西方國家政府，與中國的合作到底應該以怎樣的形式展開？要是聯邦總統返回時能就此帶來一個好的建議，就已經能稱得上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