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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東德監獄的強制勞工

2015年6月28日

前民主德國當局一直否認該國存在政治犯,但前不久公佈的一項調研顯示,當年的專制統治時期,不僅存在大量政治犯,而且他們還被強迫從事勞動為國家賺取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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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 Frauenstrafvollzug Stollberg-Hoheneck
圖片來源: picture alliance/ZB

1949年至1989年期間,前民主德國共有25萬至30萬人因政治理念被投入監獄。民主德國建國初期,政治犯的數量最多,但直到進入八十年代,每年被關押的政治犯也在三四千之眾。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因涉嫌"叛離共和國"罪名被關押的。西德政府每年都投入巨資,贖買近一千名政治犯,使他們免遭牢獄之災,擺脫東德的專制統治和秘密警察的迫害。

同刑事犯一樣,政治犯也被安排在紡織和化工等領域從事勞動,以彌補當時東德國民經濟的缺口。因為這些政治犯是被非法關押的,所以他們所從事的勞動應被看作是強制勞動。聯邦政府前東德事務專員愛麗絲‧格萊克(Iris Gleicke)日前在柏林發表了對前民主德國政治犯強制勞動問題的調研報告,這份調研是受政府委託開展的。

Die Ostbeauftragte Iris Gleicke
格萊克是聯邦政府前東德事務專員圖片來源: imago/epd

調研報告指出,按照前東德當局的說法,該國根本就不曾有過政治犯。民主德國建國初期,政治犯同刑事犯被關押在一起,後來他們被集中關押在十幾個不同的地點,其中包括關押即將驅逐到西德的政治犯的專門監獄。當然,東德當局對此嚴加保密,外界一無所知。

強制勞動是國民計劃的組成部分

調研報告的起草者之一,波茨坦當代歷史研究中心的亞安-飛利浦‧沃爾本(Jan Philipp Wölbern)表示,至遲從昂納克上台的1971年開始,包括政治犯在內的強制勞動就成了東德國民經濟總體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每年從事強制勞動的犯人人數介於15000至30000之間。沃爾本是根據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中央監獄檔案以及囚犯的回憶錄等資料得出上述數據的。沃爾本說,政治犯的主要任務是賺取外匯,比如他們被安排生產供出口西德賺取西德馬克的女士長筒襪。東德政府又用這些外匯購買消費品,以彌補物資匱乏的東德市場。

Bundesbeauftragter für Stasi-Unterlagen, Roland Jahn
亞安是德國政府負責處理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專員。他呼籲查清當年西德企業從東德強制勞動中受益的問題。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

聯邦政府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處理機構負責人羅蘭德‧亞安表示,這份調研報告再度顯示,東德的不公行為不能全部歸咎於東德安全部門,而要看到整個東德的政治體制就是一個有很多人參與其中的、不公的體制。調研報告顯示,東德執政的統一社會黨在強制勞動問題上扮演了核心角色。

政治犯只能幹"髒活累活"

調研報告顯示,很多政治犯主觀上並不認為勞動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為相對於無所事事的關押隔離,從事勞動是一種不錯的調劑。不過,他們的勞動強度往往要比普通囚犯大得多。他們被要求從事勞動定額高,夜班多,或者重體力以及危險性高的工作,勞動保護和醫療護理也很欠缺。

柯裡斯蒂娜‧薩克斯(Christian Sachse)是基社盟基民盟負責專制政權受害者事務的專員。他是數百名當年強制勞動受害者的代言人。他表示調研報告是符合當時實情的。他說,有些囚犯被迫在沒有保護設施的情況下處理水銀,還有囚犯長期呼吸含有重金屬的有毒氣體, 這同他們後來罹患癌症很可能有直接關係。

還有許多問題亟待澄清

羅蘭德‧亞安要求對於強制勞動可能造成的健康隱患展開系統的研究論證。目前這方面的證據還很薄弱,相關的調研也很少。東德的強制勞工問題2012年才首度進入公眾視野,當時瑞典家具商宜家首次承認八十年代就已經得知從東德購買的家具產品是政治犯強制勞動的產物。

亞安說,對於企業界當時扮演的角色必須展開進一步的調查,而企業界對查明當年的真相似乎並沒有太大興趣。共有六千多家企業曾參與當年東西德之間的貿易往來,而至少有100家西德企業曾讓東德的強制勞工為他們生產產品。亞安表示,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只有十餘家企業申請查閱當年東德秘密警察的相關資料。

此外,亞安還呼籲這些企業為當年東德專制政權的受害者提供經濟支持。前東德事務專員格萊克則對更多經濟賠償的問題持非常審慎的態度,她認為不應讓相關人士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她表示,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向前東德專制政權的受害者發放專項退休金。與其追討更多的經濟補償,不如各方共同努力,使整個社會牢記這段黑暗歷史,比如在瑙姆堡建立一個紀念館。

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負責人亞安以及受害者代言人薩克斯均強調,當年兩德關係中的許多實踐,在今天仍值得人們深思。比如,當時明知東德政權在粗暴踐踏人權的情況,卻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同這個專制政權從事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