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羅德和普丁共話二戰60周年之二

和解如何可能？

圖片報：總理和總統先生, 在經歷痛苦之後, 我們的人民是如何克服相互仇恨呢?

普丁: 即使在二戰中最困難的時期，蘇聯領導也提醒人民不要把所有德國等同於納粹，「希特勒來了又走，但德國人民永在。」這不僅是宣傳，還是大多數蘇聯民眾相互分享的信念。我的父母也跟我有著驚人一致的看法。

無論什麼方面，德國人都是那個時代「政治無責任」的受害者。人民納粹意識形態毒化，被拋入一場血腥屠殺中，於是，一次不負責任的軍事冒險造成數以百萬普通德國人的個人悲劇。

你是對的: 克服納粹侵略和佔領引發的仇冤和苦澀並不容易。它需要時間、需要政客與和千萬人民的可觀努力，才能在德國和我們的國家逐漸找回那種已經存在幾個世紀的互相尊重和互相喜歡的感覺。我每一次都說，蘇聯人, 儘管他們經歷了一切, 但能夠原諒。這是真正地發生在人民心靈的和解。但在其他一些國家，你們知道，許多人仍然與和解相去甚遠。

施羅德: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有一件事是德國人和俄國人最清楚的，那就是永遠不要再發生新的戰爭、新的暴力。許多人, 即使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 都在致力於俄－德德1945 年以後的緩和與和解。威利-布蘭特的緩和政策試圖尋找與蘇聯關係的新的利益平衡，為之注入了和解的精神，為跨越兩個不同的體制邊界建立了互信。由威利-布蘭特和許多其人播下的種子開始開花，對峙和冷戰逐漸為合作和對話所替代，最終，這一切導致了1989-1990 的巨變。但是， 在這場戰爭的恐怖陰影下, 德－俄之間的和解仍然是一個政治奇跡。

圖片報: 總統先生, 您自己原諒德國人嗎?

普丁: 我說過,，對我個人，就像對跟我同一代的許多其他人，這個問題聽起來有一點奇怪，沒有顧及老一代人的感受。我畢竟沒有親歷過戰爭恐怖。我們的人民, 俄國人和德國人, 經歷了歷史上的許多劇烈動蕩。但我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會更明智，更重視人類生活、自由和保持與鄰居好關係的重要性。在德國人和俄國人之間的歷史和解是一個客觀事實。

圖片報:總統先生，史達林對您意味著什麼?

普丁: 史達林和他的時代是我們國家複雜、有時又矛盾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瞭解歷史，記住教訓。這些教訓中有一個是很明確的: 專政和對自由的壓制是一條國家和社會的死路。缺乏約束的個人權力不可避免地會創造出一隻罪惡之手。史達林時代犯下了太多的罪行──從政治壓制到整個民族的集體驅逐, 這些都需要一個基本評價原則。

圖片報 : 對你而言，誰是二戰英雄?

普丁: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英雄是所有與納粹戰鬥的人。紅軍戰士、盟軍戰士、集中營的戰俘和關押者，在後方沒日沒夜辛苦工作的人們，他們都是英雄。當然，還有德國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持有各樣政治信念、但反對希特勒納粹暴政的德國人。這些與納粹戰鬥、為德國人民榮譽而戰的德國人是真正的德國愛國主義者，

施羅德: 我必須承認，實在很難把那些在這場戰爭中造成百萬傷亡、巨大破壞、貧窮和苦難的德國陣亡者稱作英雄。當然, 其中有許多勇敢的戰士和出色的軍事戰略家。但是，我看見的是，英雄主義是發生在瞬間的個人行為, 有著清晰的道德立場。他們在面對戰爭和納粹恐怖時所顯示的人性和英勇, 比如掩護猶太人，他們在一個非人系統當中拯救他人生命的同時贏得了外界的尊重。比如，一位柏林的地方負責人克魯茨費爾德(Krutzfeld)，或者波爾喬姆(Polchow) 神父。前者，第一個站出來質疑1938年「水晶之夜」黨衛隊的暴行；後者，用各種手段從秘密警察手上解救了許多人。他們也許沒有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壯舉，但是證明了專政之下人性的可能。我敬佩這些「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圖片報: 總統先生，您是在戰後的「鐵幕」後面開始瞭解德國的。那麼，您在德國遇到的德國人對您有什麼影響呢 ?

普丁: 我遇到的德國人都是嚴肅、正派和可靠的。他們在任何情況下犯的錯誤，都不失誠懇。令我驚訝的是整個社會和國家組織在五、六十年代彷彿凍結了一般。即使在我──一個來自蘇聯的人看來, 這樣一個系統也是不可行的。只是，德國對我的意義，只是限於感情水準。我的女兒出生在那兒，她的出生證上載明德勒斯登。

分裂與統一

圖片報: 戰後對德國的分割是對德國發動二戰的一種正義處罰嗎?

普丁: 德國被劃分為不同的佔領區首先是德國戰敗的結果。盟軍要在一個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消除納粹，恢復居民正常生活並選舉出一個民主政府。我想提醒你們，在所有盟國的會議中, 包括在雅爾塔和波茨坦, 蘇聯領導人都傾向保持德國完整和團結。但我們的一些盟友, 很不幸地, 採取了一條相反的路線 。

結果，德國被分為兩個隔離的國家，冷戰時期最高水準的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對峙就沿著這條邊界，這是德國人民的一個巨大悲劇, 但我們不能稱它為對德國發動二戰的懲罰。它是在兩個超級大國──蘇聯和美國之間──的交鋒，交鋒結束後，這塊土地也就迅速地和平統一。我們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的正面角色是眾所周知的。

施羅德: 德國在冷戰時代的分裂，歸根結底，是希特勒罪行的結果，稱它為某種懲罰並不對。

圖片報: 你們的關係相當接近、友好，那麼，是否談論過二戰的苦澀經驗呢？

普丁: 當然。這, 畢竟是二十世紀、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巨大的悲劇, 我們的人民還身處漩渦。我們有義務瞭解和銘記這場戰爭的教訓 。

你說施羅德和我之間存在真正的交誼是對的。我想，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都有相似看法。我們認為幫助俄－德之間走出戰爭過去、治療戰爭創傷是我們的共同義務。我們還都相信，我們過去的教訓對國際社會團結對付今天的全球性威脅、促進歐洲和世界溫定和安全也有益處。我們也理解聯合對付那些鼓吹國家和種族不寬容的極端組織和活動或者企圖為納粹罪行翻案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這些極端組織的意識形態，在很多方面都和恐怖主義的非人類意識形態一致，拒絕民主、人類生活本身、民權和自由，並且利用原始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進行宣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國際的人道主義合作是我們的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從其他國家的文化和遺產中學習，共同發展教育、科學和青年交流項目能夠促進人們的接近, 幫助我們互信理解，充實精神。

總體上，俄－德之間的關係一定有一個不僅是實用主義的，而且對未來有建設性的議程。

施羅德: 當然 , 我們在討論兩個國家關係的所有方面，也自然包括黑暗的一頁。只有那些真正瞭解歷史的人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曾經為千萬人們帶來痛苦的極權主義、民族主義、以及試圖謀求霸權、控制鄰國的這些意識形態都不應該有容身之地。歐盟的產生就是對所有這些錯誤的一個回答，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則是第二個回答, 此外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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