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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惡魔》電影即將上映

2014年1月19日

當年在被納粹軍隊佔領的蘇聯,有大約200萬猶太人遭到殺害。奧斯卡獲獎導演魯措維斯基製作的新片《極端惡魔》提出一個尖銳問題:正常的青年男子為什麼變成了殺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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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szene "Das radikal Böse"
電影《極端惡魔》裡的鏡頭圖片來源: W-film/Benedict Neuenfels

(德國之聲中文)電影《極端惡魔》的導演、奧地利人魯措維斯基(Stefan Ruzowitzky)敢於在解釋和控告之間尋求平衡。他希望為當今社會總結教訓。這行得通嗎?行得通。他把散文白描記錄手法同電影方式加以配合,創作了一部提出問題的電影,即:那些平時表現並不失常的男孩,怎麼變成了殺人犯?

凶手是法西斯軍隊的成員,聽從黨衛軍的指揮。他們於1941至1944年間在佔領的蘇聯各地殺害了200萬猶太人。影片採訪了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通過人們的講述、日記以及法庭記錄尋找對以上問題的答案。電影沒有再現當年的情景,而是使用一些不知名演員臉部的大幅特寫鏡頭。

用電影方式表現民族屠殺,並試圖回答一個無法想像的問題,這種做法可取嗎? 歷史學家安德裡克(Andrej Angrick)說,"可以。將記錄資料同演員表演混合為一體的電影並不少見。這種做法沒有違反風格,也非打破禁區,但過程中必須將引語清楚地劃分出來。"

Filmszene "Das radikal Böse"
電影《極端惡魔》裡的鏡頭圖片來源: W-film/Christoph Rau

人的壓抑機制怎樣表現?團隊的集體強迫以及同制度保持一致的壓力又怎樣在電影中體現?影片告訴觀眾,大部分士兵為完成上級命令把刑訊執行到最極限。

被壓抑的事實

電影清晰地指出了一個常被人們壓抑的事實,即這些男子應該是有其他選擇的:他們原是有可能拒絕執行殺人命令,而且這也不會給自己帶來人身傷害。他們最多會被調動或不被升遷。歷史學家安德裡克說,"可以用出征動機來限制殺人,這是唯一說理方式,即我到前方征戰,不是為了殺死婦女兒童,而是為國家戰鬥。這種論證在當時是可行的。但出自意識形態的考量會造成很大問題。" 安德裡克證實說,拒絕參加殺人行動小組的,可以得到其他任務,而不必擔心被開除軍隊,更不會受到懲罰。

但為什麼要殺平民?

那麼,平時表現並不異常的正常男子,怎樣變成了極端罪犯?影片表現出,這些士兵在經歷第一次屠殺時受到心靈曾受到強烈震蕩,但後來集體行動開始產生能量,跟制度保持一致的要求也開始產生壓力。宣傳鼓動機器行動起來。

最後,殺人對這些男子來說就像是完成一個骯髒的職業,不得不做,為的是達到高遠的目標。安德裡克說,"在納粹國家,人們對幸福的追求,是實現日耳曼式的理想,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殺害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是他們同那些納粹迫害的對像一樣,在法西斯的精神世界裡阻礙了一個'雅利安人的伊甸園'的建立。 那場毀滅性戰爭是為這一理念而發起的戰爭,因為最終幸福只屬於他們那個精神世界裡的人。"

魔鬼在我們當中

魯措維斯基導演在影片中引用了康德寫於18世紀末的一段文字。這位哲學家論證道:抗拒基本道德標準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潛在本性。著名心理醫生利弗敦(Robert Jay Lifton)在電影中使用了"人類的潛能"一詞,他認為,做壞事是人類的潛能。但潛在的能力什麼時候爆發,超越"基本道德標準"的界線?利弗敦說,這取決於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為個人行動劃定最重要的界限。

安德裡克卻認為,利弗敦的理論過於膚淺並強調社會框架條件的重要性:"在我看來,當年95%的納粹士兵如果生活在另外一個社會裡,不會變成重型罪犯。光有政治文化還不夠。不可缺少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他說,如果精英階層,如政治家、法學人士、演員、醫生等,具有免疫力,那便是穩定社會的因素。

Filmszene "Das radikal Böse"
電影《極端惡魔》裡的鏡頭圖片來源: W-film/Christoph Rau

安德裡克尤其強調了執行司法的重要角色:"國家不僅可以用懲罰手段加以威脅,必要時也須繩之以法。"此外,他還認為,一個社會不該推崇一個"過於理解的對話文化",他這裡指的是不該對待有過於寬容的態度。

導演魯措維斯基的影片《極端惡魔》沒有宣判納粹士兵無罪,也不認可他們的做法。影片的結尾再清楚不過了:殺人犯無法以"別無選擇"為理由為自己開脫責任,或者將罪責推委給一個抽象的納粹國家。他們個人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

作者: Birgit Görtz, 編譯:李魚

責編: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