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報摘 (2009年9月17日)

「西方暴露了自己的弱點，中國方面贏得了一次勝利。至於中國可能因此在德國新聞報導中變得名聲不佳，中國官方人士或許根本不在意，因為他們可以控制中國媒體。在中國，批評政府的作家遭到鎮壓、關押和刑訊，而書展的組織者也許一開始就還天真地認為可以與這個具有自我意識的專制國家進行民主對話。這一屆書展將成為最近幾年氣氛最為緊張的一屆書展，但也許也是最吸引人的一屆書展。」

《新蘇黎世報》認為，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前，北京企圖阻止批評政府的作家參加前期會議。「這說明，對中國成為書展主賓國一事持保留態度的所有看法都是正確的」：

「這是中國政府自己的過錯：它在與北京作家戴晴打交道時違反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旅行自由。遵照中國憲法，在人民共和國本來就應該有這些自由。新聞出版總署全然無視公關工作準則，直到很晚它才認識到，反對戴晴的態度一下子抵銷了他們自己為樹立中國正面形象做出的一切努力。

中國的組織者們暴露了自己的真實面目，他們就是新聞檢查當局，他們扼殺不同意見，而不是促進不同意見的發表，對不同意見也不予以考慮。引發這場衝突的會議成了一次『災難』：書展研討會以『醜聞』開始，以『失敗』告終。」

《每日鏡報》注意到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認為現代中國應利用法蘭克福書展這一機遇，「進一步向西方世界開放」，展現中國「正在變化中的現代社會」：

「中國很大，足以容納各種不同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到過中國的人都知道，那裡早就沒有了生活在嚴格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感覺。那是一個與西方多元模式相差無幾的社會，只不過組織形式完全不同而已。

中國的書籍市場上，什麼書都有，從孔子到哈貝馬斯的書，從性和偵探小說、賺取讀者眼淚的文學直到文化革命年代的驚人報導，應有盡有。能出售什麼，市場就有什麼。市場上沒有的是關於1989年和民主運動的書籍，這個看起來繽紛多彩的商品市場畢竟沒有完全獲得自由。出版社每出一本書都必須向文化當局申請書號，就像過去的東德一樣，所以他們必須考慮什麼事可以做，政治上能走多遠。官方的檢查變成了自己承擔責任的自我檢查，這樣做非常有效。

無法解釋的是，為什麼強大的中國沒有足夠的信心承受批評的聲音。即使允許那些自己作品在中國不能出版的作家前來法蘭克福，共產黨的統治想必也不會因此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