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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外文摘:禁書、抗爭與異議文化

摘編:張平2016年7月10日

有評論指出,中共對思想的鉗制遠勝於當年的國民黨。當任何有良知的人隨時都可能被推到反對位置時,中國正在培養怎樣的異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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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 Protest Verhaftung Lam Wing-kee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K. Cheung

(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端傳媒》發表文章《在中國,何謂「禁書」》,作者邢福增認為,論對書刊的管控,以及思想的鉗制,共產黨比政局蜩螗的國民黨時代布下更廣闊的網羅。

邢福增指出,中國政府對出版事業的管理,在職能上屬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負責,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統治下,對思想及意識形態工作一直沒有掉以輕心,黨內負責相關領域的部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充分體現以黨治國的體制。

China Proteste in Hongkong
圖片來源: Reuters/B. Yip

邢福增說,「當你在中國各大城市的書城內,見到各種精美及高質素的出版品時,別被這表像所矇蔽,以為中國真的有出版自由。對,中國外長王毅曾說,中國憲法上寫了保護人權。不過,『寫』了不等於『落實』了,這其實也只是常識」。

抗爭先要斷六親?

香港《立場新聞》發表文章《黑社會•黨社會》,作者區家麟說,在香港,若然黑社會作惡,還可以報警求助;「但(中國)這時勢這強國,黑社會是小兒科,黨社會才是硬道理。公義不彰,槍桿子在手,以法律作利器,庶民申訴無門,政法部門無人有力監督,憲法列明的集會結社遊行自由,只是一紙笑話」。

作者嘆息說:「要抗爭,先要斷六親,絕愛欲,擺脫人世羈絆,準備好焚身以火,也不一定有好結果,不一定能免於恐懼;乖乖聽話的,得享平靜生活,享有飽食的自由,囚籠裡安享舒適生活,這是時代給每個人的抉擇,無人能免」。

羞辱的是海牙裁決還是中國?

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在華盛頓一個對話會上對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冷嘲熱諷:「聽說(關於南海爭端的)仲裁結果很快就會出來了,出來就出來吧,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是一張廢紙!」台灣《蘋果日報》發表文章《海牙裁決是一張廢紙嗎》,作者余傑評論說,戴秉國、王毅不可能在重要的外交場合表達「個人意見」,他們時而溫和,時而強硬,並非他們本人是「變色龍」,而是他們服侍的主子性格和立場有了變化。當年的主子胡錦濤韜光養晦,他們也就亦步亦趨;如今的新主人習近平四面出擊、好勇鬥狠,戴秉國和王毅就要往習近平的話語風格和思維方式靠攏,如此才能保住飯碗,不至於成為反腐運動的犧牲品。

Spratly Islands Inseln
圖片來源: Reuters/U.S. Navy

余傑說,「戴秉國以『一張廢紙』的比喻羞辱海牙國際仲裁法院的裁決,羞辱的其實是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國政府:他雖然西裝革履、英文流暢,但骨子裡仍是一個信奉『真理屬於拳頭』的野蠻人;他代表的中國政府雖然財大氣粗、夢想連翩,但從來就是一個只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野蠻國家」。

中國正在打造異議文化

香港《明報》發表文章《異見與沉默之間》,作者葉蔭聰認為,從歌手何韻詩和書店店長林榮基的遭遇,可以看到中國國家機器無意之間,正在打造一種異見文化。

葉蔭聰說,兩人在公眾面前展現了勇氣,作出了犧牲,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身影,成為強權的對立面,但原因不是他們本來有著所謂「知識分子」的職業、思想及社會位置,把他們推到那個位置的,是無法無天的國家機器。簡言之,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不是書生,不是縱論天下之士,任何人似乎都有機會被送上那個位置。

葉蔭聰說,只有少數人以異議作為終身職業,至於完全保持沉默者,在最壓抑的專制極權時期也許常見,但終究並非常態,否則如今的監控審查者也不用那麼忙碌了。在這兩端之間及之外,那些擁有文化資源與地位,被視為最典型的知識分子,到底在做什麼,他們行為的道德意義是什麼,我以為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