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回首與反思

中國共產黨憑著憲法賦予它的執政黨地位，憑著該黨中央軍委的兵權，連續執政六十年，破了專制主義的世界紀錄。逢大慶典，古今中外都有大赦天下的慣例，中共竟以限制公民言論和行動自由為代價，向國際社會炫耀武力。作為黨國曾經的屬民，我深感奇恥大辱。

紅旗下長大

我是五星紅旗下長大的，出國前沒離開過北京，從小學到大學都在海淀。剛上小學時，學校還沿用培元學校的名字，它是中國基督教布道會二十年代創建的，教堂也是禮堂。唸到二年級，區委派來一個年輕女校長，換下當了42年校長的基督徒祁國棟先生，我們最喜歡的老師，祁校長的小兒子也被抓走了。學校改了名兒，新名兒取自學校旁邊兒那個死水坑"洩水湖"，禮堂裡不許做禮拜了。祁校長住的跨院兒裡有個福音堂，全海淀的基督徒都改在那兒做禮拜。後來福音堂改成了海淀區圖書館，基督徒們只能在家裡做禮拜，這是家庭教會的來源。1954年共產黨頒布了第一部憲法，裡面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它的潛台詞是：沒有傳道的自由。第二部憲法乾脆挑明：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家庭教會由此成為違憲組織，父母給子女講解《聖經》也是違憲活動，消滅宗教是黨政國策之一。

唸完小學，我考進離家最近的一零一中，這所來自延安的貴族學校首次對平民子弟開門，我居然成了毛遠新們的同學。一零一不是北京中學的順序號,而是學生家長郭沫若給起的名字，取自毛澤東的"百花齊放"。 郭沫若有一本詩集叫《百花齊放》，一首詩寫一種花兒，第一零一首壓軸，叫"其它一切花"。我進一零一那年趕上反右，百花凋零，教導主任路開先生被打成右派，發配外鄉。在一零一的三年初中，是我一輩子最不開心的三年。同學依著父母地位分等,連伙食都分等，甲伙每月九塊錢,乙伙六塊，丙伙三塊。我媽的雜貨鋪被公私合營了，其實是沒收了，她從來沒拿過股息，枉頂了小業主的帽子。小業主的薪水只有十三塊，我連丙伙都吃不起，從家裡帶飯上學。儘管我吃得最差，穿得最破，卻被學校當作剝削階級子女，劃入另冊。五十年代共產黨實行供給制，幹部家庭每一個孩子配一個保姆，那些高幹子弟連手絹都不會洗。我是我們家的保姆，負責做飯和拆洗縫補全家的穿戴、鋪蓋。寒假暑假，出身好的同學們跟著父母去北戴河渡假，我這個剝削階級出身的得打工掙學費。

光長年齡不長個

高中我考上了外語學院附中，這學校高幹子弟鳳毛麟角，同學都跟我出身差不多。老師也不勢利，只看成績，不認家門。我們都在青春期，趕上國家折騰窮了，勒到了小孩子肚子上，男生定量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半，我和幾個小個兒女生只有26斤。老師號召節約糧食，我每月節約下6斤，支援災區和班上吃不飽的男生，餓得經常休克，光長年齡不長個兒，衣裳越穿越肥。高中三年，是共和國最慘的三年，退到了配給制的底線，什麼都憑票購買，除了糧票，還有糖票、肉票、布票以及買魚買菜買豆腐的購貨證。一人一年發一尺布票，難怪赫魯曉夫說中國五個人穿一條褲子。畢業那年毛澤東不主事了，陳雲調整經濟，立竿見影，糧食定量長了，人也長個兒了。原來發展生產不是難事，當權的無為之治，老百姓就能養活自己。

有位同學保留著高中畢業合影，給活著的同學每人印了一張。二排右起第二個是我，四排右起第三人是我們班長張久興。他是高幹子弟，放棄保送大學的機會，當了兵,學校給他披紅戴花，大家敲鑼打鼓把他送上接新兵的軍車。張久興天生當官的料，一路上升，當到團長，文革中反江青，被整死了。前排右起第一個女孩子也是高幹出身，她的成績不好，上不了大學，進了公安學校，文革初期進了公檢法領導班子。我入獄後有幾位同學試圖請她幫忙，她索性和大家斷絕了一切聯繫。文革結束時，這人從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位子上掉了下來，至今與我們沒來往。

桃園經驗

高中畢業，我直接升入外語學院，學的還是德文。一上大學就趕上教育革命，每學期半個月勞動鍛煉，一年一個月。外語學院是練嘴皮子的，沒有勞動條件，黨委把伙房的大煤堆當成教材，一個班一鍬一鍬、一筐一筐搬過去，下一個班再一鍬一鍬、一筐一筐搬回來，暴土揚塵，熱火朝天。學校發給澡票，幹完活兒可以沖個淋浴。煤末子透過幾層衣裳，一天下來，肉都是黑的。我的慢性鼻炎就是這麼來的。

幹了兩年搗煤的教育革命，中央下達了新任務，停課下鄉四清。所謂四清，就是整農村幹部，"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個算不到毛澤東頭上，是劉少奇兩口子出的點子。我們下去之前先學習第一夫人的"桃園經驗 "，就是她在北戴河附近桃園大隊蹲點悟出來的全套整人經，"桃園經驗"是當作中央文件傳達給我們的。

外語學院第一次去的地方是北京朝陽區王四營公社，我們的任務是紮根串聯發動群眾整幹部。在那裡呆了三個月，又被派到山西晉南襄陵縣，白天學習，晚上整人。幹部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挨整。派下來整人的還有縣裡、專區和省裡的幹部及軍官，他們整起人來比學生狠，逼死人命的事時有發生。運動後期"割資本主義尾巴"，割到了農民頭上，農民的頭銜是公社社員。社員們房前屋後的自留地全被割了，叫做"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建國以來的各種運動都有人研究發掘，好像還沒人研究四清運動，這場運動純粹是勞民傷財、倒行逆施、與幾億農民為敵。

在山西，我認識了"四類分子"這個概念的實體，"四類分子"指地、富、反、壞， "反"在鎮壓之列，故沒遇見，"壞"是游手好閒者。四類分子不能與社員和幹部一起開會，我負責四類分子。每次開會他們都例行公事檢討自己，一點小事都要上到"留戀舊社會、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綱上。偷是農村一種約定俗成的分配方式，家家偷，人人偷，只有四類分子不偷。那個地方有種陋俗，後來聽說全山西都這樣，還有說全中國都一樣的，就是夫妻之外的朋友制，男的女的幾乎都有性夥伴，只有四類分子不從此俗，特別是壞分子，從本能上鄙視這種劣俗，他們不僅兩袖清風，還清高。如果說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農村有道德楷模，只有四類分子當之無愧。

文革開始

從山西回來沒上幾天課，文革就開始了，也是先學中央文件，這回是《五一六通知》。我們這一代學生沒有吸收五七年學生右派的教訓，憑著理念和激情給黨委提意見。我對教育革命有一肚子意見，學生不上課，學不到知識。那時毛澤東在滴水洞尋歡，劉少奇坐鎮北京，主持中央，派下工作組來，鎖上校門整學生。凡提過意見的都被打成反動學生，我也成了批判對象，我的名字被打了仨大紅叉叉，鋪在路上供人踐踏，每天三頓飯，我都踩著自己的名字進飯廳。

同學們是被工作組煽動起來的，情有可原，我至今不理解兩位愈置我於死地的名師，這之前她們沒教過我一堂課，我對她們也只能仰視，沒有請教的榮幸。一位是英語系年輕的黨員教師Z，從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傳譯席上趕回來，寫了一張聲討全校反動學生的大字報。我那打了紅叉叉的名字夾在當中，她的簽名在第一位。後來這人成為毛澤東貼身英語教師，我和那幾位被她點名打叉的同學不過是她升騰中的幾粒微塵。另一位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夫人Y教授。Y教授領銜的大字報只針對我和系裡另外一位反動學生，批判之外，還有揭發。Y教授年過花甲，官至系主任,該退休的人了，還追求什麼呢？縱使把這倆學生打入十八層地獄，她又能升到哪裡呢？她登台控訴，不是追求個人私利，而是把我們當納粹時代的猶太人對待。

三十年後，一位不曾傷害過我的老師向我道歉，說他當年放棄了教師的職責，沒能保護學生。如果這話從Y老師口中說出，我會倍受感動。我們畢竟是中國人，當守天地君親師的名分。Y教授活到近百歲高壽，經常給德國人回憶往事，可惜到死都沒有提過文革中喪失師范的那一節。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劉少奇的工作組撤了,校門開了，我和幾位同學一起去北大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聶元梓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掌了權，草地上一大片脖子上掛 "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牌子的老師，被造反派監督著勞動，人的尊嚴喪失殆盡。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暴力沖出校門，社會進入無序狀態，抄家、游鬥成了街景。我媽從小業主晉級"資本家"，胸口別著黑牌上下班，招來紅衛兵抄家，掘地三尺。學校裡開始死人，法語系一位有法國妻子的老教授不堪凌辱自殺，跟著是校醫室的黃大夫，紅衛兵抄家搜出一張黃埔軍校畢業證書，校長蔣介石的簽名要了黃大夫的命。學校旁邊湖南公墓裡齊白石的墳被扒了，白骨放在操場主席台上,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批鬥。

反抗工作組的造反派掌了權，我那短暫的反動學生履歷成了光榮歷史，八月十八，我被外語學院革委會派去天安門廣場參加首都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做報告的是幾年沒露過面的國防部長林彪，他嗓音尖冽，不像個軍人，每一句都聲嘶力竭，讓我想起紀錄片《條頓劍在行動》裡希特勒的演講。林彪的叫喊從十幾個大喇叭裡傳出，亂糟糟地像打群架。最後，林彪喊四個萬歲喊劈了嗓子，彷彿準備就義，又像要跟誰拚命。

後來是一個女紅衛兵講話，另一個女紅衛兵給毛澤東戴袖章，穿軍裝的毛澤東揮舞戴袖章的胳膊,喊"紅衛兵萬歲！" 廣場上立即相應，一浪浪山呼萬歲。我不是紅衛兵，沒有軍裝，也沒袖章，裹在瘋狂的人群裡，直感到世界末日了。軍委兩主席聯手運動群眾，對付他們的黨內對手，不惜混戰全中國，啟用娃娃兵。八一八承認了紅衛兵的合法地位，承認打人有理，殺人有功。那時公安局還沒砸爛，大院裡堆滿死屍，據該局統計，從紅八月到九月初，有名有姓的屍體有1700多具。

致信毛澤東

紅八月後，我給軍委主席毛先生寫了一封信，說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而是一個人用槍桿子運動群眾"。為這封信，我被判無期徒刑，托鄧小平先生的福，只囚了十二年半，原來的"惡攻"罪改成"反對林彪、四人幫"，無罪開釋。出來趕上改革開放，趕上審判林彪、四人幫。中國走正道了，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和尊重。

我也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跟著飽經滄桑的費孝通老師做社會調查。費先生受到國際國內敬重，榮獲社會科學裡的諾貝爾獎馬林諾夫斯基獎，當上民盟中央主席和人大副委員長，總書記胡耀邦為他的《小城鎮，大問題》寫序。費先生越發臨淵履冰，小心過了頭，幹了一件千古昏事，把別人寄給他的紀念反右30周年的信呈交統戰部，引起一場整知識界的運動，導致黨內角鬥，最終把為他寫序的胡耀邦拿下來。

一九八九

共產黨生命不息，角鬥不止，拿下胡耀邦的人很快失勢，而且成為老百姓反腐敗的靶子。後來的黨內鬥爭沿襲文革，代替中央文革小組的是趙紫陽的智囊，這次沒能動用槍桿子運動群眾，運動的對象也侷限於京畿學生。與文革重大不同是，對立面過於強大，動用20萬大軍進京。這是對付學生，還是防止政變？在陰險與野蠻的黨內決斗中，學生和市民成了撕了票的人質。這場屠殺，毀了上千條年輕的生命，也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修補的形象，中國從向民主社會過渡的國家變成了專制主義的典型，成了國際社會的壞人頭兒。政治形像的毀滅也為剛開放的經濟套上國際禁運的大鎖，使國民蒙受巨大損失。

我在槍聲中匆匆離開那個草菅人命、踐踏人權的國度，比我的同胞多享受了二十年天賦人權。回過頭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又連續執政二十年。二十年裡，這個黨部內團派、太子黨沒有停止過內鬥，且愈演愈烈。和歷次黨內鬥爭一樣，遭殃的是老百姓，甭管什麼憲章什麼盟，只要粘上為對立面說話的嫌疑，就更倒楣。

中國人絕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哪一派上，只有民主取代專制，中國才有出路，百姓才有活路-這是我在黨國四十年換來的一點點覺悟。除了民主，我以為中國最缺的是普世價值。精英們本該是道德楷模，領導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們中間卻不乏為虎作倀者，引導良民生活方式。放棄普世價值、六十年長跪不起的精英賢達是專制主義的沃土。

作者簡介

王容芬：旅德社會學家，從事馬克斯‧韋伯研究及譯介。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風以及個人崇拜令當時正在北京讀大學的王容芬深惡痛絕。於是她致函正處在權力巔峰的毛澤東，要求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為此，王容芬遭受了12年半的牢獄之苦。

責編：葉宣

來稿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