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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假疫苗事件與Me Too運動

2018年8月1日

假疫苗事件讓更多中國民眾覺醒。時評人長平認為,中產階級走出「自由牢籠」,需要Me Too運動等更多民權運動的相互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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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Grippewelle Symbolbild Impfung
長春長生董事長等多名高層已被公安刑事拘留和提請批准逮捕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R. Hirschberger

(德國之聲中文網)本周一(7月30日)在推特和其他社群網站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約有30位民眾在北京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辦公樓前集會示威,呼喊口號,要求當局妥善處理假疫苗事件,"負責到底"。他們提出的兩個訴求都十分精準:一是"請落實領導人的指示",二是"疫苗立法勢在必行"。

遺憾的是,在假疫苗事件已經激發起億萬民眾群情激憤的情況下,這一街頭行動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既沒有很多人後續跟進抗議,也沒有見到社群網站上的大規模傳播,尤其是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和個人媒體視而不見。人們一邊繼續憂忿,一邊對勇敢的抗議者視而不見,這是中國維權運動的一個現狀的縮影。

無論如何,假疫苗事件出現的民間反抗意識已經前所未有。在各類事件中重複表演的領導批示不再讓人涕淚連連,而是受到更多人的嘲笑:"給人民一個交代"(總理李克強批示)成了"給人民一個膠帶"(封口禁言),政府被稱為"膠帶批發商"。重讀魯迅《阿Q正傳》讓民眾醒悟自己"不配姓趙"(不屬於"紅二代"等權勢集團),而中國貿易戰及假疫苗事件更讓他們驚覺:自己和家人不僅不是"我們不惜一切代價"這句常見政治口號中的"我們",而且就是那個"代價"。換句話說,"不配姓趙"的普通民眾,連旁觀或者躲開的資格都沒有,而是深陷大國囹圄,隨時可能成為腐敗權力的祭品。那些以為不關心政治就可以歲月靜好的中產階級,不過是被關押於一所"自由的牢籠"。

Kinderimpfungen in China
過去幾年來,已經發生過多次問題疫苗事件。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Photoshot

正如我在上一篇觀察中所說,急於掙脫"自由牢籠",又恐懼於抗爭的結果,讓中國成為一個互害社會。那些假疫苗製造的參與者,有可能正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移民國外安居樂業;那些監控、恐嚇異議人士未成年孩子的惡警,有可能正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上一個好學校。

困境的解決之道,在於更多權利意識的覺醒,更多民權運動的互相推進。

"Me Too"運動是當局的陰謀?

在假疫苗事件爆發的同時, "Me Too"運動在中國走入一個高潮。繼高校教授之後,若干公益團體領頭人和知名媒體人也被揭發性騷擾、性侵和強姦。那些長期忍氣吞聲的受害女性勇敢發聲,讓人們看到父權/專制社會的性別歧視和人權傷害無處不在。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時事評論作家長平圖片來源: Imago/epd

受害者得到廣泛的同情和聲援,但是也引發一些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她們在網路投訴等同於"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不利於法治建設,主張受害人尋求司法途徑獲取公道。另外一種意見認為,"Me Too"運動轉移了假疫苗民憤的輿論焦點,讓它可能出現的推進半途而廢,甚至可能是當局的陰謀。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朱軍也被"Me Too"。化名為"弦子"的前央視實習生通過網路投訴,朱軍借工作之便,對她進行性騷擾。弦子隨即報案,但是警察變成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求她維護朱軍的"正能量"形象。同時她也受到各種壓力,直到這場運動才敢再次發聲。她的投訴被媒體求證,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證實。但是,跟其他性侵投訴不同,朱軍案被迅速要求刪帖。

這是一個父權和專制合謀的例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反抗男性霸權,也就是反抗專制控制。民權運動從來都是一個整體。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西方黑人權利運動、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互相促進,而不是彼此拆台,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常識。

Vergewaltigungsopfer in Großbritannien #MeToo movement

有一位黑人女性,受益於女權主義,不僅上了學,而且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結婚以後,她說服丈夫承擔更多家務,讓自己有更多時間參與民權運動。當時,有色人種協進會領導人E‧D‧尼克森認為 "婦女應該呆在廚房裡",她卻問他:"我當秘書怎麼樣?" 於是她成為秘書,是那裡唯一的工作女性。

她的名字叫羅莎‧帕克斯。1955年12月的一天, 美國蒙哥馬利市,帕克斯拒絕遵守法律向白人讓座,成為民權抗爭一個里程碑事件。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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