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互联网已不再恐惧而是利用”

德国广播电台：当习近平2012年当上中共总书记，随后也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时候，在西方有些人希望中国在经历了经济上的巨变之后也有可能迎来政治上的变革。甚至有人设想，习近平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如今再看，这些设想是否有希望成为现实呢？

韩博天：这些设想与事实毫不相符。这其实更多的是西方一厢情愿的期望。习近平把自己视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拯救者，也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想要改变现有的体制，而是将中共的统治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适合中国的较合理执政形式。这完全是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当习近平把自己与戈尔巴乔夫相比较的时候，他要突出的是自己站出来拯救共产党防止其腐化衰败的行动。可以这么说，戈尔巴乔夫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恰恰是一个反面教材，他们会尽全力避免自己重蹈其覆辙。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是放任苏联解体的罪人，而不像在我们眼中是改革的代言人？

戈尔巴乔夫：默克尔的座上宾，却是中国人眼中的罪人

韩博天：没错。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的力量，对党的传统进行抨击，并且开放引入了西方价值观，而西方的兴趣只在于颠覆共产主义政权。因此，目前在中国的媒体和教育体系中都在进行着一场抵制非常特别的西方价值观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就是，许多西方的机构组织以及媒体合作伙伴的核心目的始终就是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必须要对此加以制止。

然而习近平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对中共自己阵营内的不少贪腐干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惩治，带来了相当大的震慑效应。当然，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击也是毫不留情。比如在2009年发起《零八宪章》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仍然在狱中服刑。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自由是可以的，但言论自由却不可以。这两者怎么能结合起来呢？

韩博天：这的确是把各种在我们看来互相矛盾毫不相配的元素结合在一起。中共认为，21世纪的大环境变了，它要求领导人做出强有力的、果断的决策，要求新的基础架构，从根本上说，也要求将具有新执政技能的强有力政权，和包括教育体系在内的各领域进步结合起来。当然，在教育领域的进步不是指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而是指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 这也是一种试图将所有可能会对中共统治提出挑战的东西拒之门外。

然而即使是发展新科技，也需要获取信息的自由。这种自由正是目前中国所不允许的。长城防火墙对整个互联网进行监控，在西方恐怕没人相信这种做法能够成功，然而从事实上看来，中国似乎真的做到了对信息流动的几乎全盘监控，是这样吗？

韩博天：的确，中国在监控技术上取得的进展之迅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许多我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已经成为可能，比如实时监控，比如原本可以用来绕过网络审查的翻墙软件，现在也遭到了中国网络监控的打击。这些确实都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进步，而这也使北京的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了实现的可能。而且他们还会继续这样进行下去。

如今北京已经不再对网络抱有恐惧心理，也许在信息时代刚刚到来的时候曾经是如此，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共已经全面完成了将宣传机器与网络传播的并联。也就是说，在许多中共战略制定者的眼中，互联网是他们主动控制和塑造公共舆论的巨大机会。

这显然也与普京的做法不谋而合，因为俄罗斯也在积极利用这些手段！

韩博天：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普京的确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人物。他被视为一个铁腕执政者，一个敢于和西方叫板的人，不少人把他视作偶像--不仅在党内，许多老百姓也是这么看的。他们眼中的普京有点像国际政坛的大明星，这与西方的看法截然不同。因此，中国人也会去仔细观察，普京是如何处理冲突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公众舆论的操控。

韩博天教授

在投资方面，中国却对和西方打交道毫不畏惧，就像他们不再害怕互联网，而是对其加以利用一样。中国在各种金融基金投资，在非洲开采原材料，甚至还参加好莱坞电影的制作。这是一种挑战西方优势地位的扩张政策吗？

韩博天：如果中国真的可以长期继续这种政策，如果中国的体制继续维持稳定，而西方进一步显现出像目前已经可以看到的这种弱势，那么您说的可能真的会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局势下，西方的声誉受到削弱并且自顾不暇，比如欧盟目前在忙着处理内部的债务危机，而美国人的世界领导者地位也在不断地受到限制。这就给中国提供了机会去涉足新的行动领域，而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这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的现实。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进行内部的现代化改革，但是走出去的推动力已经存在，他们会在经济上扩大影响力，而在国际外交领域也会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面对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许还要在国际政治领域和对华关系中应对越来越多的摩擦。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已经开幕。明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呢？一个以威权统治的世界强国，导致我们西方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富有影响力的中国，他们不仅仅要参与世界秩序的制定，甚至还会插手我们西方社会的构建吗？

韩博天：对此我并不确定。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这种具有带有传教色彩的因素并不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事实上中国还没有走到挑战西方政治制度的地步，不会说：看，我们中国的体制比你们西方强。他们没有这样做，这种挑战意识还不存在。

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整体架构中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虽然他们现在要把西方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反面势力赶出中国，但是却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正面的意识形态与之抗衡。我认为这是中国自我认知中的一大漏洞，我不确定这种仅仅通过排斥西方价值来与其对峙的状况能否长期维系下去。因此中国现在就必须拿出自己的价值理念来，提出有可能在全球都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思想元素。但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还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采访对象简介：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汉学家，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执政体系以及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