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争议就怕沉默—金熊奖得主谈《精锐部队》

德国之声：您在剪辑影片时选择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故事，这显然是将观众摆在了主人公——一个残暴的缉毒警察的位置上。您是有意塑造电影主角的英雄形象吗？

帕迪利亚：主人公的形象并不高大。一些报纸曾经发表评论说：假如巴西民众将上尉纳西门托看作是英雄，这无疑是将巴西与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画上了等号。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对巴西现实的歪曲。

“第一人称”是电影艺术的惯用表现形式。事实上，这种叙事方式能在观众与角色之间直接建立某种关联。让观众从一个警察的角度去看事态的发展变化，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在我看来，这与斯科塞斯的《好家伙》（Good Fellas）有异曲同工之处。影片主人公是一个黑手党党徒。作为观众，你一直都站在他的立场上观察剧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认为黑手党是好样的。观众有能力区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很多影评家都低估了这一点。但我相信，观众足够聪明，完全能对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加以分析。

您在影片中所塑造的巴西中产阶级形象也在巴西引起了很大的非议。在您看来，巴西中上层社会把全部的罪责都推托给政府，却对自身问题视而不见。您的这部电影是否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

冷暴力在巴西被视为是犯罪分子与贩毒集团之间的秘密战争。尽管中产阶级拼命撇清，免不了也被牵扯在这场战争中来。如果吸毒者是从一个全副武装的团体那里购买毒品，而这个团体又在控制贫民区的治安，那么吸毒者无疑也在助纣为虐。对于这一切，吸毒者心知肚明，却仍然继续充当促成犯罪的幕后推手。

巴西中产阶级的伪善是无以伦比的。很多有钱人利用了警察团伙的腐败，即使干了坏事也能逍遥法外。在巴西，社会暴力是与中产阶级的姑息养奸分不开的。

您的电影在巴西国内外引发了褒贬不一的激烈争辩。对此，人们不能漠然处之。这部影片在海外掀起的滔天巨浪是否出乎您的预料之外？

这场辩论当然也被巴西的批评人士带到了柏林。至于争论是否在所难免，我不敢断言。不过讨论本身无疑是有趣的。很多人还在用旧脑筋思考新问题，这也是该影片引发强烈争议的原因之一。至于人们看待事情的角度是偏左还是偏右，我丝毫不感兴趣。

我的这部电影是以一种游戏的形式来隐喻现实社会。如果你想理解个人的行为，必须首先搞清他所处环境的游戏规则。这在电影之中一目了然。一名里约热内卢月薪400美元的警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在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里谋生。我们当然希望他以正义的名义向贫民窟荷枪实弹的对手宣战。不过，这意味着他在玩命，而且是长期的。

《精锐部队》里的巴西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富人麻木不仁，警察为非作歹，改变这一现状的出路在哪里？

游戏的结果是与规则挂钩的。也就是说，如果改变游戏规则，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游戏者本人便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可以不再让残暴的警察去管理贫民区，而是建设一所学校。可以改变的事情还有很多。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告诉人们，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我们也能改变我们自己造成的结局。

这本电影是您与《上帝之城》（City of God）编剧共同合作的结晶。两部影片在摄影、剪接以及音效方面颇为相似。巴西电影届是否出现了一种崇尚暴力美学的新电影流派？

巴西影坛一度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拍出具有批判现实意义的作品。重要的是，不要煽动观众的情绪。这种论调早已过时。《上帝之城》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不必故意放慢镜头的节奏，就像布莱希特所说的那样，将观众带出场外，让他们“好好考虑一下吧”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以剧情感染观众所获得的反响显然更大。

但我绝不是说，不要再拍慢节奏的影片。我只想强调，一部富有艺术感召力的电影不一定让人丧失理智。相反，情感与理智同在，而且引发的思考胜过隔岸观火的说教。《精锐部队》招人爱，也招人恨。但它在人群之中激起了波澜。这正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