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约翰·拉贝的后裔对话

德国之声:拉贝先生曾在中国生活多年。今天您在报告中说，拉贝先生不只在日记中记录了南京大屠杀，他还写过一些其他的关于中国的书，是么？

托马斯·拉贝:他一生共留下了24本书。其中有一套叫做《我眼中的北京》"的丛书，共5本。还有一本书的书名是"慈禧的最后诏书"。 这些书讲述了1905 年1915 和1920年期间的中国。《我眼中的北京》我们已经同中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共同出版。我家还保留了他的一些手迹，内容都是有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他的青年时代，接受教育时期以及在非洲度过的时光。他还就自己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工作25年的感受写过一本书。还有一本书叫做《笑菩萨》和《我父母的住宅》。其中有两本书已经在战争中丢失了。

德国之声:拉贝先生当年挽救了几十万中国人的生命。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还是他已经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托马斯·拉贝:我的祖父曾经对日本的一位少佐说，他在中国这个国家中生活了二三十年，他的儿孙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还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在中国发生危难的时刻他不会置朋友于不顾。

德国之声:您的父母也是在中国出生的吗?

托马斯·拉贝:我的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他在中国生活了14年。14岁才离开中国。他会讲中文，英文和德文。我们曾多次问他，到底会多少中文。他说，他是从保姆那里学的中文。他可以用中文向他的保姆解释，为什么地球是圆的。其实就是用德文讲解这个问题,也不是容易的事。

德国之声:你们家庭成员现在同当年的遇难者家属或者当年被挽救了生命的中国人还有联系吗?

托马斯·拉贝:当然有，而且不止一位。我也多次去过南京， 在2009年《拉贝日记》首映式时我们去过，今年又去过两次。我同过去的幸存者定期会面。

德国之声:第三代拉贝家族的人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还感兴趣吗?

托马斯·拉贝:是的。过去我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就很感兴趣。2001年我父亲去世。那一年我原本打算陪同我父亲去中国。但是当时他病得很重，我不得不几次推迟行期。我的父亲希望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再去中国看看。我当然不愿意他拖着病体独自前往中国。我们都很赞赏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们在海德堡的家也全都是用亚洲的文化和艺术品布置的。

德国之声:今天我去了拉贝的墓地，那里连个墓碑都没有。怎么会是这样呢?

托马斯·拉贝: 这同南京那边有关。南京政府友好地表示，愿意为墓碑出资。四年以来我们都在讨论安置墓碑的问题。墓地管理负责人今天晚上还和我说，安置一块墓碑手续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也多次同南京那边的中间交涉人刘先生讲过。我说，上海浦东建起了一个相当于法兰克福那么大的城市,难道在柏林我们四年都立不起一块墓碑来吗?原来我计划在我祖父离世纪念日时将墓碑竖立起来，也就是今年的在1月5日。后来计划在《拉贝日记》首映式期间树碑，也没有实现然而现在在我们举行拉贝生平展览的当下，仍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德国之声:听说你是妇产科的教授。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领域同中国方面进行合作呢，为加强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做出具体贡献呢?

托马斯·拉贝: 我非常想这样做。我曾计划建立一个网络大学,不仅仅要涉及医学专业。人们可以通过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和各种语言查阅有关医学领域和其他专业领域的最新信息。 我很想同中国方面进行合作。但是10年来我没有找到支持这个项目的赞助人。

德国之声:对于《拉贝日记》这部电影您提供过什么建议吗?

托马斯·拉贝: 我坚持反对电影中加入所谓我祖父的恋情。电影拍摄中原计划拍摄所谓一位法国女传教士在我祖母乘船离开中国在海上遇难后，爱恋上了我的祖父。但实际情况是，当时我的祖母根本就不在南京。我的祖父从四岁开始就认识了我的祖母，两人一直相伴到老。

采访：韩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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