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何以不惜危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德国之声：迪特先生，您现在正巧在柏林，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您将在9月份继续在香港担任客座教授。您在那里的同事们心情如何？

赫里伯特·迪特尔：很不好。有些人仍和从前一样继续生活工作，不去理会安全法。这是否可行还有待观察。另一些人则非常沮丧，他们感觉一夜之间便来了一个专制政府。

德国之声：香港的金融地位对于中国来说有多重要?

赫里伯特·迪特尔: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对资本流动没有限制的金融中心,也就是说，外国和中国资金可以自由输入和输出。在香港，公司可以根据其金融需求贷款欧元、美元或日元。 如果这些不再可能，那么中国公司将不得不以中国货币--人民币（元）贷款。它会有很多坏处，比如：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无法再使用人民币收购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司。此外，人民币的贷款利率远高于美元、欧元或日元的贷款利率。 再有就是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大陆的私营公司在贷款方面被边缘化。几乎90％的贷款都给了国营公司。这对中国经济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恰恰是私营公司具有创新能力和生产力，能够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所有情况都表明，目前形式下的香港金融中心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不可放弃的。

莱比锡保时捷工厂的库卡机器人。2016年，中国的美的收购库卡在德国引起轰动

德国之声：近年来，中国公司在德国收购了许多公司。失去了香港金融中心，这将不再可能吗？

赫里伯特·迪特尔：一旦如此，这样的收购将至少因缺乏资金而变得极其困难。近年来，我们经常看到携带大量现金的中国公司是如何收购公司的。他们所支付的价格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竞争对手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没有了香港，他们将不得不到其他地方筹资。但是在纽约、伦敦或法兰克福，有谁会给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司提供这样的资金呢？

德国之声：反过来说，香港对西方公司和银行也很重要。为什么呢？

赫里伯特·迪特尔：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西方银行可以在那里为中国市场提供服务，同时又不会让其员工忍受中国大陆不利的生活条件。香港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最佳地点。从中国公司的角度来看，它是通往世界的大门，而对西方公司来说它是通往中国的门户。现在，所有这些都因《安全法》受到威胁，该法律给银行和公司的工作条件明显增加了难度。

德国之声：该法律的界定故意弄得很模糊。在当局看来，凡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原则上都可以定义为犯罪。这是否会影响到香港金融分析师的工作？比如说，如果他们对一家国有公司作出负面评判的话？

赫里伯特·迪特尔：对于那些评估中国经济的银行员工来说，这正是风险所在。他们有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的危险，最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可能被监禁。当局如何操作现在还不太清楚，但该法律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不能再发表批评性意见，只能对共产党阿谀奉承的话，对银行雇员来说，也就意味着无法再对中国经济做合理的评估。

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赫伯特·迪特尔今年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德国之声：现在倒有报道说，香港的西方银行正在与批评北京当局的客户划清界限。

赫里伯特·迪特尔：新法律直接影响到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的亚洲区负责人在还不了解法律的具体内容时就表态支持。大学的校长们也是如此。显然，银行必须落实该法旨意，也就是说，得拒绝政府批评人士在汇丰银行拥有帐户。这是许多人都不曾料到的非常危险的局势发展，对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一大威胁。

德国之声：尽管如此，银行都避免提出批评。西方金融机构不太可能主动撤离香港。但是，如果它们不得不撤离，比如说因受到制裁的话，将会发生什么呢？

赫里伯特·迪特尔：已经有迹象表明，一些玩家主动离港。德意志银行新任亚洲区总裁将于9月上任。按照传统都是来香港上任。现在情况已经改变，新的亚洲区总裁将其办公室设在了新加坡。这是可能撤离香港的初步迹象。关键是员工。他们希望能够在晚上喝喝啤酒畅所欲言。迄今在香港这毫无问题。但以后不行了。此外他们还有家属，非常看重互联网不受审查，但是，在香港，互联网也将受到限制。因此银行招聘员工越来越困难。我估计金融机构将会逐渐迁移到新加坡或东京，也可能迁移到首尔或悉尼。

立法会大楼和香港国会大厦（中）。汇丰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右）甚至在安全法通过之前就表示欢迎

德国之声：中美之间的冲突继续恶化。您认为发生亦会影响香港金融业的对华制裁有多大可能性？

赫里伯特·迪特尔：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采取相对强硬的态度。自7月1日起，美国逐渐限制了自1997年以来香港享有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政府现在禁止香港自由交易美元会怎样？肯定华盛顿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讨论。但是，这也将给美国公司带来沉重打击。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香港是如此地吸引人，因为当地货币港元与美元之间或多或少地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上的公司和参与者几乎没有汇率风险。然而一旦转换为人民币将使一切变得困难和昂贵。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经济开始开放。习近平奉行的是什么路线？

德国之声：正如您刚才所说，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对北京而言意义重大。但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香港执行国安法而危及这一切呢？

赫里伯特·迪特尔：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我对此做过很多思考。为什么北京政府目前不惜与从澳大利亚到印度，从美国到欧盟的几乎所有批评方发生冲突呢？

如果说中国与世界脱钩是共产党的中心战略，这样的做法才有意义。中国想按照5000年的历史版图重掌自己的领土。若根据这种解读，19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对外开放便是一个例外。

但这只是一个猜测。没有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中国政府实际执行的政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德国之声：根据我们的认知，这将意味着全球化的结束。

赫里伯特·迪特尔：意味着我们迄今所认识的那种全球化的结束。但全球化不会结束，而是正在发生变化。这不仅是因为习近平，而且是因为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已经变得太昂贵。美中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冲突助长了这些趋势。但是我认为，国际分工具有太多优势，以至于人们无法完全放弃。全球化将发生改变，但不会结束。中国将不再扮演过去20至30年所扮演的角色。

德国之声：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欧盟现在也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尽管如此，欧盟迄今对批评国安很谨慎。是否有些过于谨慎了？

赫里伯特·迪特尔：毫无疑问，欧盟过于谨慎，因而违反了一项条约，即1984年签订的中英条约。尤其是德国政府应受到指责，因为默克尔总理正在寻求与这一极权主义政权紧密合作。德国应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出更为严厉的反应。其它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或法国，做得更多。 德国现在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数量超过了接下来的8个欧盟国家的总和，这便能够解释这种谨慎态度。但鉴于德国的历史背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阿谀奉承的方式对待独裁政权，而是应该明确指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且也应该考虑对中国的制裁。

赫里伯特·迪特尔（Heribert Dieter）是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全球管理以及发展、贸易和金融政策的研究。他目前是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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