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密特体现了联邦德国的国理"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最重要当代史专家之一的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日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强调，虽身为社民党人，施密特在担任总理期间都以"国理"为上，以此奠定了他在德国当代史上的地位。温克勒教授在采访中还涉及了施密特与其前任勃兰特和后任科尔的关系、与绿党的争议。

德国之声：这位第5任德国联邦总理的身上表现出哪些社民党人的特性？

温克勒：出于恰当的历史理由，赫尔穆特·施密特将社民党视为始终不渝捍卫德国第一个民主制政体-魏玛共和国的唯一政党。他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对真正的受难者，应承担社会责任。他对社会公正有自己的看法，并愿意让这一看法不断现代化。他不赞同向内的、保护主义意义上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权益的那种社会公正。他始终做好了准备，一再发问：我们关于社会公正的设想是否也能经受得起竞争压力。

同样，国家有必要对原则上应予肯定的企业自由提出框架性要求，对此，他也有清晰的概念。在这一点上，80年代初，他同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之间便存在分歧。当自民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与社民党日益走上冲突之路时，他在关键危急时刻挑明了自民党对1982年联合政府破裂的责任，从而为英雄式离开联邦总理职位做了铺垫，离职之举反让他赢来新的尊敬。

德国之声：有一派观点认为，施密特也是绿党的不自觉的奠基人之一。您怎么看？

温克勒：从某种角度看，这一观点或假设是对的，因为，绿党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反核能政党，而且，在本质上也是一个民族和平主义的或曰中立政党，其立场是，只要西方是由美国来代表，则德国与西方的破裂无可避免。绿党质疑国家暴力垄断，视早期形式的工业化为一种历史错误。

作为社民党人，施密特只会将这样一个绿党视为对本党的威胁，他也因此领导了同绿党的激烈辩论。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对核能的危险是否估计不足。不过，当时，他完全符合社民党的传统。社民党曾在1959年的哥德斯贝格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中热烈欢呼和平利用核能的可能性。由此观之，当时的施密特完全是时代的产物。

德国之声：1982年，施密特离开总理职位。为什么他的重要性会被认为可与德意志帝国总理俾斯麦相比？

温克勒：我认为，这一观点并不符合一般人的估计。1982年，那个时代的人以为施密特的继任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会丢弃前者的遗产，就像1890年以威廉二世为首的王室丢弃俾斯麦的遗产一样，这是错误的看法。不，施密特后来曾说过，在安全政策和联邦德国不受胁迫这一方针上，科尔坚定地延续了他的遗产。

就是说，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施密特对其继任者科尔充满敬意，并认可科尔的历史功绩。在军备方面，科尔同根舍外长一道继续遵从了作为总理的施密特直到1982年推行的路线。施密特对科尔功绩的这种认可方式也体现了他所具备的那种能力，即作出独立、超党派评估的能力。

德国之声：有关施密特与其前任勃兰特之间的不和，有许多文字和讨论。不久前问世的信件却只能让人得出另一种结论：施密特显然非常钦佩勃兰特，并寻求与他接近。您怎么看？

温克勒：施密特毫无保留地对勃兰特充满钦佩之情，两人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这两种情况都出现过。在施密特担任总理、勃兰特任党主席的时代尤其是这样。我们已谈过施密特与绿党的关系。针对绿党，勃兰特要乐观得多，他不排除绿党作为未来联合执政伙伴的可能性，愿意与之合作。从长远角度看，勃兰特是对的。不过，在当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施密特要务实得多。只要绿党坚持中立立场，质疑国家拥有暴力垄断的合法地位，当时的绿党便无法在联邦层面成为社民党的伙伴。

尤其是外部安全政策成为棘手问题。勃兰特曾作出努力，只要不与自己的良心相违，就在安全政策上支持施密特。但从1980年起，勃兰特与北约双重决定渐行渐远的态度已非常明显，这当然也鼓励了众多社民党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施密特。例如，时任萨尔州州长的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的公开攻击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社民党人当时抨击说，施密特虽具备履行职责和恪守纪律这样的次等道德，但有此类道德的人也能领导一个集中营。

这样的说法不仅深深刺伤了施密特，而且根本上也与社民党的成员身份背道而驰。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施密特本希望能从勃兰特那里得到更多支持。不管怎么说，在结束总理职务后，人们从两人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双方都寻求再度接近，施密特非常重视能在勃兰特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重建两人之间的友谊。书面的和口头的交流证明了他们相互尊敬，这种相互尊敬超越了两人间曾有过的分歧。

温克勒教授被认为属于德国当代最重要史学家。他的专项研究领域之一是德国工人运动和社民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