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709"式的打压已成为常态

德国之声："709大抓捕"事件到今天已经整整五年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捕，或者是被吊销律师执照。您认为这是否显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力度？

孔杰荣：我不认为从2015年至今，对"709律师"的打压范围和强度有所增加，但是我想它原先和其它的"打压行动"一样，最初设定的是有时限的一场运动，而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长久持续下去的进程。这是因为当局并未达到预定的打压目标，尽管它已经给维权律师、他们的委托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习近平的政权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面临着日益紧张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样的形势促使中共将任何对其政治路线表达异议或者哪怕只是提出质疑的声音，都予以打压。

江天勇律师目前在河南父母家居住，仍然被安全人员全天候监视

德国之声：对于在"709大抓捕"行动中成为目标的律师们，比如江天勇和王全璋，他们虽然已经刑满"释放"，但是江天勇目前在河南父母家居住，仍然被安全人员全天候监视；而王全璋在妻子突患阑尾炎之后，则被允许到北京和家人团聚。您如何评价这些完成了服刑，原本应该完全恢复自由的律师们，目前仍然受到持续监视或者人身自由受限的状况？

孔杰荣："709律师"的遭遇显示了中共政权已经在我称之为"不自由的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的操作手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做法会给公众造成一种印象，这些被定罪的维权律师得到了宽大处理，在刑事审理程序和长期服刑结束之后，已经被释放。但是事实上，释放的条件是他们的自由要继续受到严格限制。所以这种"释放"通常都是指出狱之后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采取的手段包括持续的监视、骚扰，还有不断威胁他们如果试图伸张自己所谓被释放之后的自由权利的话，就会被重新送进监狱。人们都不知道，当年备受瞩目的高智晟律师现在怎么样了--他在"709事件"之前就已经被"释放"，但是这些年再也没有露过面。

德国之声：随着针对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打压日益加剧，似乎对于律师来说，挑战政府威权、揭露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所受不公待遇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律师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捍卫自己的价值和观点呢？

孔杰荣：最近王全璋的"释放"是个非典型性案例，因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确定之后，他还是被允许有限度地和其他的维权律师朋友见面，也接受了一些外国记者的采访。他在争取对于自己之前受到的不公正定罪进行复核和推翻，谴责当局以长时间隔绝的酷刑来迫使他认罪。但是最近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所以也很难说他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效。

中国的律师如今从事捍卫人权事业的空间是极为狭小的。他们在这种抗争行动中总是受到种种掣肘，而且时刻处在"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威慑之下。但是他们必须尝试着继续为委托人提供辩护，同时又尽量不越过那条荒谬的红线，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艰难境地，被送上法庭，被定罪。现在他们很少能向国内外的媒体求助，但是我们只希望能够把他们的故事以非正式的渠道介绍给感兴趣的外国律师、观察人士和其他组织机构，从而让全世界都了解到他们的困境。

自从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很多法学界人士都担心，北京也许会把他们在中国内地惯用的手段用在香港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身上。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您认为在国安法生效后，我们今天谈到的这类案例发生在香港的几率有多高？我们会不会看到当局对大陆维权律师采取的策略在香港重现？

孔杰荣：从现在开始，香港律师必须要生活在对于类似打压方式的恐惧中。很多律师已经在调整战略和对策，从而避免落入这张将会不断收紧的政治之网。

孔杰荣教授（Jerome A. Cohen）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兼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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