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国抗疫成果是威权制度功劳?

（德国之声中文网）民主制度与威权制度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确实都接受了一次测试。中国官方新闻联播每天都在公布世界以及美国因疫情确诊和死亡的人数，实际上也是在传送着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政府成功地战胜了新冠病毒，中国的政治制度胜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至于有个别的中国学者更是欢呼，中国的制度优越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甚至坚信这个制度能被更多国家接受。

在这里，我暂且不谈病毒出现的初期情况。单就如何应对病毒的情况来说，中国、台湾、新加波、新西兰、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显然比其他国家要更有效。这里具体的原因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 不仅应该从抗疫的专业角度，也应该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考量。 这里我暂且以中国与西方的几个“大国”（美国、德国、法国等）来作个粗略的比较。

首先，中国的威权主义是一种家长式的领导方式。在这种思维环境下，公民的权利与责任都是次要的甚至微不足道的。所有的公民都是中国共产党或者政府的“子女”。 要指出的是，这种家长的含义也是东亚式的，即家长对子女享有绝对的权威，这跟西方的家长概念已经有区别。 绝对权威客观上就体现了一种家长与子女在决策上的不平等。按照中国威权的思维，家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至于孩子是否接受这种方式，不在家长讨论的范围。日本韩国尽管也有这种家长理念，但那里毕竟是开放式的社会，所以家长式管理不可能完全能成为一种统治国家的实践。而在中国这样环境下，出现了国家至上、党的利益至上的官方宣传以及实践的要求是必然的。 “父母官”的称呼在中国语境下能被接受也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武汉疫情高峰期间，警察和保安用木板铁条强制性地封住据说是确诊病毒人家的大门，就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暴力现象肯定违背基本理念，同时也是违法的。 即便在威权国家的俄罗斯，似乎家长式的管理模式比中国还是要宽容不少。

家长式的领导方式造成的恶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如果有了成就，那就是官方很容易把它们描述成党的成就，国家的成就，个人的价值肯定不如党和国家的。但是，倒过来，一旦出了事故，比如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一下子死了很多人，百姓很容易迁怒于共产党和政府，这样领导层就非常害怕民众会出现动乱甚至暴乱。正是在这种语境下，胡锡进在今年4月30日讲的话，才能让人理解：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月29日突破百万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推文讥讽说，这种情况若发生在中国，人民早就闹革命了。

应该承认，西方世界中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确实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表现不佳。像特朗普这样的国家领导并没有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他的不作为、少作为甚至是跟专家唱对台戏的政策的后果已经体现在今天美国的确诊人数以及死亡的人数上。 尽管我至今没有看到这种报道，但我可以想象，在美国肯定有个别家庭因为病毒的灾难控告美国政府或有关负责官员失责，然而，即便如此，这肯定也是很个别的。必须看到，在灾情如此剧烈的国家，确实也没有因此出现由此“闹革命”的动乱或暴乱。 即便在俄罗斯，同样也是一个威权国家，但家长式的领导氛围显然少于中国，那里确诊近三百万，死亡五万，也没有发生革命。 换言之，如果我们今天来解读胡锡进的话语，那就是：家长式的统治越强，政权的脆弱性也就越大。 这就是中国为了维稳需花费这么多钱的原因之一。

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理念以及不同的应对疫情的方式。 在民主社会，透明是一个很重要领导方式。在抗疫过程中，政府把病毒的特性以及疫情的实况及时告知公民，这是每个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其次，民主社会是由几个重要的理念支撑着。首先是自主，即每个成年人应该有自主的能力。自主意味着每个人在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件事上的决定上，自己必须对自己负责。同时，自由也是一个与自主有着直接关系的理念。民主社会的设计就是尽量保护个人自由的权利。最后，民主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理念是责任（responsibility），即对自己以及对社会负责。 应该看到，自主、自由的理念与责任的理念并非能时刻相处得那么和谐，相反，这里，经常会产生矛盾，而在疫情阶段尤其如此。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在这几种理念有矛盾时，大多还是以解释、呼吁、恳求的形式，让公民强化自己的责任感。而当今的西方社会，仅仅从民族和个人的多元化角度来说，这种呼吁与恳求并非一直有效果。 当然，即便是民主国家，在治理方面的做法并非完全一致的。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我们时常把美国称为“自由资本主义“(free capitalism)而把殴洲大陆的民主国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体现在国家管理各个层面。一般的来说，在”社会资本主义“的公民对自己政府要做的事情的期待大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公民。而在”社会资本主义“内，又有区别。比如说法国跟德国的治理方式又不一样，往往会显得政府的权力更大一些。

不管如何，对西方国家来说，在各个价值理念之间做一个理性的平衡，并非易事。而这次抗疫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少数人上街反对政府的限制措施，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一部分人把自主、自由的理念置于责任之上。 至于那些宣传与相信阴谋论的就另当别论。 而这种上街游行抗议现象在一个威权国家像中国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然，也许正是这种不可能和国家机器的威吓作用，才保证了中国1-3月份抗疫能顺利进行。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一个问题是威权与民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当限制商店、企业、学校、个人行动过长时，就得考虑一个如何在有效地限制病毒的扩散与恢复经济等方面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记得今年四五月，中国政府鼓励百姓进餐馆、商店消费、努力提倡恢复经济时，遭到了国外一些中国问题评论者的批评，现在看来，这种批评确实是偏颇的。

当然，抗疫中有些现象并非完全能以逻辑来解释，或者说暂时难以解释清楚。比如说德国。按照德国人的文化与习惯，对自己的克制和对周围人的负责的理念和能力应该说比较强，而这在病毒第一波的时候确实充分体现出来，也得到了邻国的赞赏。但是，在第二波出现以来，政府的半限制措施显然效果不大，确诊与死亡数字居高不下。原因到底何在，我想，这个问题不仅防疫专业人士值得研究，政治学与社会学者也需思考。

西方国家都清楚，中国那种家长式甚至是“棒子底下出孝子”的虎爸虎妈管治形式，在民主国家肯定行不通。 在这种背景下，新西兰、台湾的民主制度的经验包括德国前期的抗疫成功经验，就特别值得研究。 想起中国在今年刚进入后抗疫时期，在国际上非要让人家学中国经验，而不考虑他国理念价值观的不同，显然有些太鲁莽和笨拙。

总之，这次疫情使各个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教训，也给社会学科带来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 笔者这篇小文就算是个起步吧。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IAE Pau-Bayonne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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