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标记下的科学家

1933年春，威廉·费尔德贝格（Wilhelm S. Feldberg），夏洛特医院生理研究所一位年轻的医学助理，被解聘了。他必须即日收拾好个人物品离开，并且以后都不得再进入这里。犹太同事不再受欢迎——这是医院管理层和董事一致决定的。虽然相关的决议直到当月月底还未通过，但是医院的管理层还是超前做出了驱赶犹太裔同事的决定。

费尔德贝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他被驱逐后逃往英国，在那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药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夏洛特医院，全欧洲最大的大学附属医院，最近竖立起两根纪念碑，纪念他和别的遭驱逐的同事。它们属于一个更大的、名为“夏洛特纪念馆”的项目的一部分。

顶尖研究人员的阴暗历史

“我们要在一个中心位置建立一个由许多知名艺术家设计的纪念碑”，夏洛特医院董事会主席卡尔·马克思·艾恩霍普（Karl Max Einhäupl）说。它也应该是一个带有启发意义的博物馆的一部分：能够引导学生和医师们思考，医生是如何让自己被卷入此类罪行的。围绕此一主题，在未来的三年，还将有由客座教授主持的科学项目、不同的讲座和公关活动等举行。

夏洛特医院不是唯一一所现在才开始系统地处理自己在纳粹时期角色的研究机构。得感谢那些个别的研究人员——在1970年代，就有关于大学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研究。但是，直到90年代末期，大学本身才开始积极面对这个问题。为何如此之迟？“因为人们常常不敢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会涉及到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师”，多年来一直研究此主题的柏林历史学教授吕迪格·布鲁赫（Rüdiger vom Bruch）说。

在公众压力下才处理纳粹历史

此外，科学界长期以来，已经成功地坚持了“科学家未受纳粹理论影响”这一传说。布鲁赫解释说，许多科学家早期即同情纳粹，投身于对政权的服务中。在夏洛特医院也曾有过种族研究、人体试验及强迫绝育。

作为首批探讨自己过去的科研机构之一，马克斯- 普朗克协会（Max-Planck-Gesellschaft）1997年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这种主动的做法也鼓舞了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审视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角色。“这不是说非得由一个个人的‘有罪意识’开始，而是因为公众的批评已经如此强烈，以致于人们会认为，不如我们自己让专业的历史学家开始一个中立或公正的调查更好”布鲁赫说。长期以来，研究人员都侧重了解个体的失败，现在，研究机构作为肇事者的实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非犹太裔同事自愿作为政权帮凶

在许多高校，这种对历史的处理还处于开始阶段。关于被驱逐的教授们的信息常常可以很快搜集到，但是关于其他同事的则难以获得，负责夏洛特医院纪念项目（GeDenkOrt.Charité）的大学医院医学史专家乌多·哈亨（Udo Schagen）说。“在夏洛特医院，我们现在已经搜集到超过180个被驱逐的医生姓名，但是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护士被解雇。”在当时的柏林，犹太医生和护士所占比例非常之高。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功逃往国外，但是在许多国家，他们再也无法从事他们的职业。

在那些非犹太裔医生中，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纳粹主义。哪怕是夏洛特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或者精神科医生卡尔·朋霍费尔（Karl Bonhoeffer）都支持纳粹医学政策的核心观点，例如在集中营中进行的人体试验和强制绝育。

卡尔·马克思·艾恩霍普认为，今天的学生仍需了解第三帝国时期医生们的所作所为，因为这是医学伦理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强调说，“这种违法行为常常只是从对道德的一个小的转变开始”。“人们必须明确的是，有时一个小小的开始就能带动改变历史视野的发展。”因此，夏洛特医院纪念项目不仅要纪念那些被驱逐的人，也要对医学界的新一代加以警戒。

作者：Schröder，Bianca 编译：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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