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欧盟：民主如何对抗“数码铁幕”？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之声第15届全球媒体论坛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德国波恩举行，主题为“塑造明天，从现在做起”。负责推动数码政策的台湾行政委员唐凤21日透过视讯出席“数码铁幕”对谈，在谈及当代民主社会面臨的假信息挑战时，她认为直接删文下架不是最好的方法。

唐凤说，下架这些资讯等于剥夺了学习对抗假信息、培养对抗这类“精神病毒”的抗体的机会。她强调，强制标注资讯来源、虚实、是否有资助单位等，比起直接删除假信息更为重要。

她说，透过在平台接口标注“官方资助”等明确资讯，且确保这样的提醒不会被拿下来、任何阅听众都能看见，是最重要的。她认为，当行为者（actor）、行为（behavior）、内容（content）都充分标注，且能透过群众去追溯来源与真伪，这样的学习机会“胜过于把什么东西都拿下来”。

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年初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台湾受境外假信息攻击最为频繁，已连续9年排名第一；中国则是发布假信息影响境外的第6名。对谈结束后，德国之声追问唐凤，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公众吸收中国官媒资讯或者虚假信息的风险时，她重申了资讯透明化的重要性。

唐凤说：“从最基本就是‘先查证不转传’，这好像勤洗手一样。”她提到，对抗假信息或资讯操纵不能单靠被动接触与追踪，更要从基础与终身教育中先培养公众的媒体素养。

唐凤表示，这是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不能只仰赖专业记者做事实查核工作，大众也可以主动通报有疑虑资讯，再由专业的事实查核单位追查判断并公告结果。

她说：“一旦有足够数量的年轻网络使用者、终身学习的长者，学会这些模式，就能减少国家组织对抗假信息花费的力气，因为每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思辨分析，并藉此提高人们对于实际存在的资讯操纵的意识。”

唐凤补充说道，如今是人人手握扩音器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扮演资讯守门人的角色，“如果大家手拿扩音器却不知道怎么使用，很容易变成听到什么，就义愤填膺地放大出去，变成假信息的温床”。

当越多人加入事实查核社群生态系统，有足够多的民众通报有疑虑的资讯，有关社群就可以知道哪些假信息转传程度最高，专业查核单位也就可以知道力气要放在哪里。此外，如果发现有“协同性造假行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的情况，阅听者也可以在去中心化的平台上，更主动介入反馈。

数码铁幕

该场论坛与会者除了唐凤，还包含欧盟对外事务部战略通讯部门主任居尔纳（Lutz Güllner ）、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政治顾问沃尔科夫（Leonid Volkov），以及德国唯一的俄语电视台OstWest的主编马基娃（Maria Makeeva）。

除了如何对抗假信息，会议也谈论数码铁幕带来的挑战。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政治顾问沃尔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在战争之初就封锁俄罗斯所有独立媒体，是因为普京清楚地知道，“媒体是战争的一部分”。

他说，独立媒体试图向俄罗斯群众传递新闻与真相，反击俄罗斯官方宣传与假信息，“与他们交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实际上取决于俄罗斯社会的态度”。他认为，社会的态度影响军队士气，也影响战争走向。但数码铁幕之下，如今仅能依靠很少数的平台与俄罗斯阅听众保持联系，比如YouTube。

德国唯一的俄语电视台OstWest的主编马基娃则表示，她看见数码铁幕深深影响俄罗斯民众。她说：“普京需要这个新的铁幕，但我不明白为什麽西方需要它，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双方鼓励这样的建设”。

她举例，如今俄罗斯无法使用谷歌文档，无法藉此进行独立资讯交换与纪录，那些被留在俄罗斯的人，“会觉得他们只是被遗忘忽视了”。她表示，盡管俄罗斯有许多民众倾向西方立场，但受到数码铁幕的影响，“我们如何向留在俄罗斯的人提供独立信息”？

欧盟对外事务部战略通讯部门主任居尔纳则提到，他认为欧盟目前做的“太少、太晚了”。他也举例，有许多实际的作法可以增加俄罗斯用户取得独立资讯的可能性，比如VPN现在已是俄罗斯每个人的必需品，但许多俄罗斯人买不起却不是因为昂贵，而是因为在Visa和Mastercard信用卡离开俄罗斯市场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支付工具。他说：“这是一个明显的、连带受损的案例”。

封锁俄官媒是审查吗？

面对主持人提问，欧盟封锁“今日俄罗斯”（RT）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新闻（Sputnik），是否相当于欧盟内部的审查制度时，欧盟对外事务部战略通讯部门主任居尔纳也回应表示，当涉及资讯操弄时，便已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他说，欧盟看待的是整体情况，并非特定媒体、文章、记者的说词。他说：“总体情况是，RT和Sputnik已经被用作、并持续被用作（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工具”。他指出，这并非审查，而是透过制裁阻止了俄罗斯国家机器透过媒体战略工具，来支持其战略目标。

科技巨头的责任？

在俄罗斯，Instagram和Facebook早在3月就被禁止。面对这种禁令，科技平台是否有责任保持其用户的访问？对此，沃尔科夫认为，科技巨头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说，Instagram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被列入了俄罗斯的黑名单，盡管很难保证个别网站不被俄国列入黑名单，但通过Tor浏览器或通过VPN等工具仍可绕过防火墙，“这需要一点投资、一点技术能力，以及对你经营的国家有相当的了解”，但Instagram似乎没有对被列入黑名单更积极地抵抗。

沃尔科夫解释，在像俄罗斯、伊朗、中国这样的国家，公众只能跟随政府说法，因此不必假定政府是一个善意行事的行为者，反而必须仔细审视。多年来，这些科技公司也已经在反復辩驳与讨论之下明白，不能把“合法合规”放在人权之前，如果谨守当地法律的要求，“只会将他们的用户置于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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